老北京的胡同里,曾经至少有过1500座寺庙!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17-09-07 11:40:14
核心提示:  今天,北京城区中的寺庙不多,寺庙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也很遥远。  但是在历史上,北京的寺庙其实和胡同社区,和平民的生
  今天,北京城区中的寺庙不多,寺庙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也很遥远。


  但是在历史上,北京的寺庙其实和胡同社区,和平民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的面貌、角色、功能以及在社区中发挥的作用和现在大不相同。


  北京曾经有多少座寺庙呢?

  据统计,自1750年至1950年这二百年间,在北京内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旧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曾经存在过1500座寺庙。

  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坐落着40座寺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当时北京内城的任意一点上,距离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庙。

  一条常见的300-500米的胡同里,差不多应该有两三座庙。这个寺庙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场所很多的罗马、巴黎、伦敦等,也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问题来了,1950年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在那之前需要那么多庙,人们用这些庙来做什么呢?

  关于中国城市中寺庙的作用这一问题,最先进行研究的是具有外来视角的美国人。

  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提供的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和休养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机构提供的。”(HolmesWelch,TheBuddhistRevivalinChina,Cambridge,Mass.,HavardUniversityPress,1986,p.151)

  另一位美国学者韩书瑞提出,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外人投诉、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SusanNaquin,PekingTemplesandCityLife,1400-19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reface.)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这对于一个城市生命力的延续相当重要。

  怎样有效化解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尽可能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来共同热爱和建设它,中国古人有他们的解决之道。

  具体来说,北京的寺庙曾经承担起市民公共生活的哪些重要功能呢?

  首先,说说公园。

  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将社稷坛开辟成中央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被称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公园吗?

  并非如此。


  法源寺的香雪海在每年丁香开放时会吸引多少人去赏花,至于大觉寺的玉兰、红螺寺的银杏树,一到观赏时节便引来游人如织,这些不就是公园吗?

  根据时人记述,晚清光绪年间从正月到腊月,北京人出门游玩儿的目的地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寺庙有关。

(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之“净业寿荷”

  清代官员完颜麟庆(1791-1846)的“净业寿荷”图中所绘风景即在积水潭。

  画家视点所处位置为德胜门城楼上,画面上距离观者较近的房屋是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

  湖边绿树成荫,周围开着茶馆儿、商铺,当时的人们来此处大多就是为了消夏休闲,享受惬意时光。

(清)《点石斋画报》之“佛寺晒经”

  寺庙也是图书馆。晚清《点石斋画报》刊载的“佛寺晒经”图上为原宣武区善果寺六月初六日翻经节晒经,信众居民在这一天可到寺中随意翻阅经书。

(清)《点石斋画报》之“帝京胜景”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庙会。同样在《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娘娘庙四月初八庙会热闹非凡。而我们现在的妙峰山庙会也办得很好,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谈到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我随意选择的北京内城一隅,看看那些

  胡同中的庙。

  之前说到平均下来,每条胡同里至少有两到三座庙。它们和普通北京市民的公共生活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乾隆京城全图》(局部)西四地区

  据《乾隆京城全图》显示,从今西四北头条到西四北五条这片9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能够找到八座寺庙(不含广济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观音庵

  首先,我们来讲讲一座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观音庵。


  这个庵很有趣,它就建在今西四北大街路中间,这在老北京被称为“当街庙”,也叫“挡街庙”,如同影壁一样,意在挡住煞气。


  《康熙帝万寿庆典图》(局部):图卷由宋俊业、王原祁、冷枚等人共同完成,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清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为祝皇帝万寿的盛况。图卷画面起于西郊畅春园,止于紫禁城神武门,分上下两卷,每卷长39.39米,全图共表现人物18000余个。

  在时人所绘《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观音庵里供奉的观音像,当时它的庙门朝向西。

  而在《乾隆京城全图》乃至晚清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中,却显示庙门为朝北开。

  为什么一座庙的朝向会从西转向北呢?

  这和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

  这座庙的修建是为了挡煞气,原本相当于西四北五条的影壁。因彼时的西四北大街本不繁华,只是一条供人通行的道路而已。

  可是商业,尤其是小商贩事业的发展自有逐人逐利的规律。随着西四北大街临街的房屋都成为铺面房,这条繁华大街的价值也渐渐超过了胡同居住区的价值。

  于是很快,这个寺庙就由北五条的影壁变成了北大街的影壁,它的格局也就变成了朝北开门。

  这个时候,在庙的南边还加了座位和廊道,供人休息。在它的北侧则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广场,这里成为了此处居民共同认同的一个带有神圣意味的活动区域。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图上可以看出,庙中有一间房子的屋顶上是规格很高的筒瓦,另有一间则用板瓦。


  筒瓦(右)与板瓦(左)示意图:筒瓦制作时为筒装,成坯为半,经烧制成瓦。器表饰较粗的绳纹,器内除素面外还有麻点纹、斜方格纹等纹饰,用于庙宇和宫殿等建筑。板瓦由筒型陶坯四剖或六剖制成,瓦面较宽,弯曲度较小,用于普通民居等。

  一座庙里有这两种规制不同的建筑,说明这个庙不仅供神,其中还有平民百姓在居住。

  其实,在50年代以前,北京大小胡同里都有土地庙、观音庵、关帝庙等,这些庙里很多并没有长居出家人,取而代之的都是胡同里的鳏寡孤独,所以,这些小庙其实还担负着养老院的功能。

  在“就地养老”和安置无家可归者方面,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隆长寺


  隆长寺位于今西四北三条胡同3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原为汉经厂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

  接下来我们来看隆长寺。这个寺的“等级”很高,它是戒台寺的下院,和当时上层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不仅是戒台寺,据说全国各大宝刹名寺的高僧来到北京多会在此处落脚。

  隆长寺距今的最后一次大修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传说这位皇帝甚至还在这里做过寿。

  隆长寺奉千佛围绕毗卢佛造像

  那么,这样“高级”的寺庙是否就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了呢?

  事实上,从最辉煌的乾隆朝开始,隆长寺就会把寺中的多余房屋拿出来做庙寓,供外来人或贫家租住。

  不仅如此,这座寺中收藏了很多文物字画,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逢初一、十五开庙门时,普通市民可进入参观,这里就自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艺术教育场所。

  隆长寺所藏书画文物统计(部分)

  隆长寺固然是“上流社会俱乐部”,但是,这个“上层会所”会主动向下层社会敞开大门,这里的空间和财富可以说是由全社会共享的。

  双关帝庙


  西四双关帝庙今昔对比:双关帝庙在北京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四,一处在原崇文区茶食胡同。百姓称双关帝庙,是因为在庙中供奉的除关老爷之外,还有岳飞的塑像。

  位于西四北大街的双关帝庙始建于元代,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324年,是北京内城内最古老的的寺庙之一,同时也是一座长期由市民自行筹资修建的庙。

  民国时,档案中双关帝庙在册僧人只有3位。

  但实际上,在这里候着的僧人多达十几位,他们就是所谓的“假和尚”,以做法事为职业。

  双关帝庙和周边寺庙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庙应下法事,其他寺庙的僧人都会来参与。以这些和尚为中心,还聚集起一大批民俗行业,如杠房、冥衣铺、家伙座儿铺(出租婚丧仪典所需用品的店铺)、彩局(扎彩行)等等,他们都分布在白塔寺一带,和寺庙保持稳定的“共生”关系。


  有社会史学者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社会”。

  拿北京举例,就是因为存在以上这类大量的熟人经济联盟体,尽管人们普遍贫困,但依然可以通过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由此大大增强普通人抵御社会动荡和命运无常的能力。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般来说,做丧事的寺庙也可用于停灵,而同时生活在这些寺庙里的人并不会觉得和棺材“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

  生者和死者共享一个城市空间,这和当代的城市规划观念完全不同。


  它折射出北京内城的胡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世界,人们自打出生就要去土地庙“报道”,然后一辈子和这里的老街坊交往,死去以后,便安身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这意味着,“我”的一生都在这里,“我”的祖祖辈辈和“我”的根就在这里。


  社会关系造就了建筑形态与城市状态。

  在旧时的北京,寺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透过寺庙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我们发现老北京城市生活的三个特点:

  其一,旧时北京以胡同为基本社区单元,胡同是生活空间、商业空间,也是行政空间,它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在这里,和职员与家庭主妇不同的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基层社会中扮演了勾连人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其二,围绕寺庙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和自治性。不同行业形成的联盟可以实现良好的自主管理。

  最后,胡同是人的空间,一个人往往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爱,在这里死,它为人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文化教育提供了空间,也构成了一个核心纽带。


  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人情感、审美和超越的需要。

  它和我们的现代化公共机构的根本不同在于,胡同是一个多义性空间,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

  至于寺庙,那是一个有“神”在的地方。

  这个中国的“神”

  是最高道德标准的化身

  正因为有了伦理和准则

  人才成了人

  来源:北京规划展览馆微信号,文章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者鞠熙老师在“规划科普讲堂进社区”系列主题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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