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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是外科医生式的作家。《芳华》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温柔细致而又深刻入骨。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在叙述者和“我”之间游离、变换，似真似幻。在不加矫饰的冷酷描写中，展示了忠诚与背叛，信任与告密，尊重与迫害，无私与卑鄙；同时在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人性弱点的反思，对笔下人物的慈悲——不是“我选择原谅你们”的那种傲慢的慈悲，而是在“我和你们一样”的道德前提下，迟疑地批判，平静地陈述，这迟疑和平静本身，就是一种慈悲。
“芳华”两字并不是一种讽刺，但也不是一种歌颂，它是一切岁月终归平静后的温柔。正如严歌苓说：“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正是在这种哀愁里，折射出现实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
一年里，高产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有五个月的时间无法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能过正常的读书人和写书人的生活。”
在来到广州接受羊城晚报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作家称号前，严歌苓刚从阿布扎比回来，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峰会；再之前，她去了一趟伦敦的牛津大学，做了两场演讲；在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后，她立马奔赴海口，准备她下一部关于海南的新作品。
“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最后，严歌苓选择放弃挣扎，干脆把自己弄成两种状态：在国内就采访、会谈，包括为了创作采访别人；在国外的家里，就是宁静地写作、读书，过着规律、可以自己把控的生活。
“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严歌苓这样总结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而在飞行十个多小时，跨越七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为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容，保持着礼貌得体的姿态，行程紧凑得像当年当兵时的时间表。
也许只有在下飞机打开手机的刹那，旁人才得以窥见她切换身份的瞬间。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路上，严歌苓用英语和电话那头商量着教育孩子的事情。结束通话，她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一个从孩子和丈夫身边逃离的‘犯罪母亲’。”壹
《芳华》之后不会再写这段记忆
羊城晚报：今年您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芳华》，为什么会不断写军旅生活的题材？
严歌苓：我在军队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观被塑造、性格被养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从一个孩子到一个青年，12岁到25岁，可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顾，而且为自己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这段生活)给了我非常坚强的意志和纪律，使我今天能够有很高的写作产量。这种自我约束、自我纪律，和把我从孩子培养成一个青年的这段时期是息息相关的。
羊城晚报：在重复写这段记忆的过程中，是否对这段记忆有不一样的认识？
严歌苓：当然会有不一样，因为我的阅历会不断改变，我也对我居住的国家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使我反观、反思这段生活经历，使我有更新的认识。《芳华》，用英文说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说有所交代了，以后我应该也不会再写这段记忆了。
羊城晚报：不仅仅是军旅题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带有您的一些个人特征，而且很多故事都没有一个好结局，这与您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严歌苓：难道《芳华》的结局不好吗？刘峰找到了最爱他的女人，这个女人一直珍惜他性格中最值得宝贵的善良，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知己，并与这个知己走到生命的终点，就看你怎样看待“好结局”，在我的诠释中，我认为他挺幸福、挺圆满的。
贰
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羊城晚报：您很钟爱写边缘的女性角色，为什么？
严歌苓：我就挺边缘的，我特别喜欢住在边缘，我不愿意进入任何国家、任何城市的主流人群，我觉得他们特别没劲，特别有可预期性。边缘人物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他有更多情感的敏感点，他对所有发生的意外都泰然处之。就像我在德国，他们都说德国人有时候说话特别直白、粗鲁，而且经常带着教训人的态度，但我觉得德国人挺好的，因为我不懂德语，所以对我也粗鲁不起来。
羊城晚报：写了这么多年，您担心自己会形成惯性吗？
严歌苓：总是要有点惯性的，惯性也可以叫做momentum，就是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去思考、会去工作。我经历了很多事，也容易去思考一些事情当中的意义、故事性、人物的独特性，我是非常喜欢思考的，这些最终都会结合在我的小说里。我写小说是一种表白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欢写散文就是因为散文是严歌苓在表白，表白一些我认为是真理的时候，人家就会抓着严歌苓来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我用小说里的人物来表白我发现的真相，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羊城晚报：所以在作品中您会利用人物做一些现实中不敢做或者不去做的事情？
严歌苓：对，因为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通奸者、杀人犯等潜质，但你不可能用自己的人生来体验这些，比如我活到这个岁数家庭非常和美，我不可能再去恋爱。但是恋爱这个经历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那就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羊城晚报：您之前也说过萧穗子既是您也不是您，不是您的是哪一部分？
严歌苓：比如我从现实中看到一个事情，我把它变成小说，那这个穗子就不是我了。小说是有大量的虚构成分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文联门口坐着一个很脏的、抱着孩子的女人，文联有个很喜欢喝酒的老单身汉，他姓余，是胶东游击队的司令，有一天夜里余司令就把要饭的女人领回家。这个事情后来爆发了，都说麻风病人到澡堂去洗了个澡，吓得大家都不敢去公共澡堂。我就把这两件小时候听过的事情结合起来了，变成了一件事情，如果是严歌苓来讲这个事，那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我童年听了一耳朵、两耳朵的惊悚事件，但如果我要把这个事情合理地写到一个故事里，那就变成了穗子的故事。
叁
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会很犀利地写出人性的阴暗面，但电影中会进行美化，这是如何取舍的？
严歌苓：电影很多时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现在“正能量”的说法。另外，电影必须要从小说中取舍，因为小说的题量大得多，取舍的都是符合大众媒体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说中犀利阴暗的、特别是对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电影里表现出来就显得太粗暴了。
羊城晚报：您会在这种文学的让步中设置底线吗？
严歌苓：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没办法，要不然小说也出版不了。小说也是改过才出版的，国内出版社和杂志社都退过稿。
羊城晚报：您在选择导演时会有标准吗？
严歌苓：是导演选择我，不是我选择导演。在中国没有作家去选择导演的，都是导演读了我的小说，他们愿意拍成电影，才来找我买版权。
羊城晚报：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想做编剧，您是怎么想的？
严歌苓：我最怕做编剧了，特别影响我写小说的时间。因为做编剧的时间是无法控制的，导演让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现在做编剧就是一稿，写完以后让别人去改，保留一个不署名权，如果改得一塌糊涂就把署名拿掉。
肆
我的创作力与我的病态有关
羊城晚报：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满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华》是很贴近我自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我写的相对来说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进入小说就进入小说，想回到对小说的诠释和分析就出来。《雌性的草地》确实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象力有那样高的飞翔。
羊城晚报：您会回过头看旧的作品或者修改它们吗？
严歌苓：我不会修改它们，比如，我觉得现在来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会把它修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激情、诗意都是属于29岁的严歌苓，现在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严歌苓：当然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勤奋、有纪律，也没有人有我这样的想象力。因为我的创作力和想象力与我的病态是有关系的，我得过躁郁症，得过躁郁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他们的创作力是他们的病态之一。等到兴奋到了巅峰，兴奋到巅峰的时候，会突然跌进抑郁的深谷，像海明威之类的作家最后就自杀了。这也让我感觉到活在这个医学进步的时代的幸运，现在有许许多多种药物来治疗躁郁症，也使我只收获高创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郁和失眠的苦痛。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创作很高产，是否和在海外应酬少有关系？
严歌苓：我在海外没有应酬。实话告诉你，我在国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环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写作，自己安排时间，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这样我才能感觉脑子好使一些。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所以我觉得别挣扎了，这种纠结、挣扎特别不好，干脆就弄成两种状态，在这边就采访、会谈，包括我写新的作品要采访别人，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状态，借助别人的故事，听别人聊天。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宁静地写作、读书、看电影的状态，以后我也不会再混淆这两种状态了。我觉得什么都不如纠结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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