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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作家鲁敏对抗虚妄的一种方式，当年把她从枯燥的邮局工作中拯救出来，如今，她更愿意“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她企图收藏人心与人性，观看人的攀升与跌落，并把一切纳入文学
长篇新作《奔月》出版之后，作家鲁敏去清华大学演讲，演讲题目原定为：我以虚妄为业。有学生反映题目太灰色，遂改为：虚构花朵，人间颜色——鲁敏创作分享会。
改了6稿的《奔月》出版后，登上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图书评论协会等各大好书排行榜。故事的主线是一位城市中产企图逃离虚妄生活的尝试与失败。从一辆开往梵乐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女主角小六在这场事故中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丈夫贺西南不愿相信她已死，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却渐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羁的多重面目。与此同时，小六以无名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故事就在这两个时空中交替上演。
小六是鲁敏的小名，这本新长篇似乎成为了鲁敏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隐喻，她在书的背面手书“我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要我是我自己”。
精神世界的想要逃离与单调生活的舒适纠缠不清时，写作就成了鲁敏的解决之道。像作家纳博科夫酷爱收藏蝴蝶一样，鲁敏有个不太敢张扬的野心，她很想收藏“人”。人性，人心，人的伤疤，人的灵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她对“人性的一切”有着贪婪般的好奇。写作就是对人性的探测，她愿穷其一生，哪怕只碰到人性的冰山一角。
从25岁决意写作，到在《收获》《人民文学》等主流杂志发表大量作品，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的肯定，鲁敏经历了投稿、发表、选刊、获奖等“非常老实、非常典型”的写作生涯。但在写作领域上，她则从文学意义上的家乡“东坝”系列转向了“城市暗疾”“荷尔蒙”系列的城市书写。
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这是鲁敏20年创作生涯中日渐坚定的信仰。在鲁敏看来，众生来于尘、归于土，生活虚妄是铁一般的事实。但她并不认为虚妄是灰色的：虚伪的虚，狂妄的妄，加在一起既不虚伪也不狂妄，它是中性的。
作家梦
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鲁敏在电脑上敲下了四个字：寻找李麦。这是她描写适婚少女爱上同性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她作家梦的开始。
那是1998年，鲁敏在南京市邮政局做秘书的第8个年头。办公室在17楼，快要下班时，她站在窗前发呆，阴沉低垂的浮云下面，南京城尽收眼底。小贩、警察、送水工像蝼蚁一样脚步匆忙，每个人似乎都有隐秘的感情和身世。
她厌倦了这样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强烈的焦灼感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她渴望寻找一条绳子，把自己从虚妄中解脱出来，同时进入人们的秘密世界。《寻找李麦》在《小说家》的发表，为鲁敏打开了进入秘密世界的通路。
而写作的种子则来自于阅读。早年，鲁敏的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乡下小学做语文老师。尽管独自带领两个女儿的母亲生活艰辛，但仍然给孩子们订了各种杂志，《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甚至还有《外国文学》。
但那时候，鲁敏最好的科目不是语文，而是数学。中考数学总分120分,她考了119分。她参加过物理竞赛、化学竞赛，唯独没有参加过作文竞赛。中考填报志愿时，父亲擅自做主为她报了江苏省邮电学校，因为考上中专，农业户口就可以直接转为城镇户口，毕业之后还包分配工作。
为此，鲁敏到邮电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自己将来能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新华字典》上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中专以上的知识程度可以叫做知识分子。她这个中专生“很勉强地”算是小知识分子。
邮电学校的四年青春期里，鲁敏没有恋爱，也不化妆，只是躲在学校“小得可怜的”图书馆里读书、抄书，抄得最多的是泰戈尔和聂鲁达。
同时，她还自学各种各样的课程，有一种对课本知识的“病态追求”。那时，同学之间互相写信，但凡只要看到信封上“大学”那两个字，哪怕是再普通的大学，她都羡慕不已。一年之后鲁敏开始拿到工资了，第一个月工资84块钱，那84块钱拿在手上，她却觉得非常羞耻，“别人在课堂里学习，可是我居然在挣钱。”
当然，她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协的人一样开始工作。毕业后，刚满18岁的她顺利地被分配到了南京邮局工作。在这里的15年，她几乎把营业员、劳资员、团总支书记等基层工作做了个遍。
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在1993年。
当时的鲁敏还在邮局前台做柜员。有一次，像往常一样，她在柜台下面的抽屉里藏一本书偷偷看。有人跑到柜台边，轻轻地说，我想要买一张古人对弈图的邮票。鲁敏心想，不就是寄个信嘛，还讲究地要古人对弈图。抬头一看，是作家苏童。当时，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国内外风头无两。鲁敏自己也读过苏童很多作品。
但那一刻，鲁敏没有表现出对他的认识，只是冷淡地把邮票卖给他。她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这么喜欢文学，可我这一辈子跟文学最近的距离，是不是就是坐在邮局柜台下面卖一张邮票给苏童？”
后来，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发布会时，出版方请了苏童前来站台。鲁敏对苏童说，好多年前就见过你。苏童不明就里，只是脸上挂着天真无辜的笑。
让鲁敏感到自己适合写作的还有几件小事。
有一次，鲁敏在国际长话柜台值班。当时打国际长途电话，得先交押金，有个人给了50块钱押金，最后鲁敏却给了对方100块的回执，到晚上结账时才发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50块钱可是鲁敏大半个月的工资。同事带着鲁敏按照业务单上留下的地址居然找到了对方。一开门，鲁敏就闻到了稀饭、酱咸菜的味道。屋里到处放着衬衣、鞋子等物品，“是一种被外人突然闯入、来不及收拾的场景”。鲁敏记得自己当时站在门口、只踏半只脚进去，有种被这场景“所击打的强烈感觉”，心下琢磨，有了这一幕，50块钱算什么。
不知为何，那场景让鲁敏觉得很动人，很真实，但是又很悲哀。“我觉得我很愿意，无数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闯入别人的生活。印象之深，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我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那50块钱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做秘书的8年时间里，活动很多，要写各种各样的动员报告、慰问信或者是剪彩致辞。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替局长写文稿的时候，她就立刻变成一个局长，指点江山、俯视全局。“比如说要做一个裁员动员报告，我会把裁员这件事说得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企业就应该裁员，并且他就应当主动离开、去开始新的人生。有一次局长还说呢，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来说这个稿子写得真好啊。”多年后，鲁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一切都让鲁敏更相信自己或许可以真的成为一名作家，她与文学的距离远比卖给苏童邮票要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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