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作家需从整个人类文明里吸收营养

　　那天，正是多伦多公立图书馆的“名家系列”讲座活动结束之后，一位举止优雅的老人向薛忆沩走来，说他熟悉《白求恩的孩子们》里的每一个字。这位已经88岁的老人是加拿大盲人协会的义工。那家在加拿大全国拥有数万会员的协会已请他将整部长篇小说朗读出来，制成CD，分寄给会员，据说反响很好。老人原来是从事林业的科学家，说他只有粗浅的戏剧训练，所以在制作CD过程中要做许多的研究，包括如何准确地读出小说中那些汉语拼音的人名。他给薛忆沩看他自己的那本小说，里面做满了标记。后来，协会的负责人特意给薛忆沩寄来了一张CD，老人的朗读专业到他都不敢相信那是一部翻译作品，更不敢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

　　从《作家》杂志1988年第8期头条发表中篇处女作《睡星》算起，今年正好是薛忆沩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世界30年。短篇小说集《深圳人》和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出版，无疑给长居加拿大的他增添了不少感动的经历，像是给这位一直勤勉创作的作家的迟来礼物。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访谈集《以文学的名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关于他三十年来的文学探索，本报记者做了独家专访。

　　李静：回顾三十年的文学实践，能谈谈你的“甘”和“苦”吗？

　　薛忆沩：我三十年的文学道路崎岖不平，其中的“甘”和“苦”都一言难尽。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最大的“甘”出现在定稿之前的阶段。那时候，结构和逻辑已经全部确认，剩下的只是细节的打磨和语言的雕琢。它有点像是赏心悦目的选美，又有点像是天马行空的飞翔，总之是充满了快感。而最大的“苦”出现在与初稿搏斗的阶段。那时候，创作的野心被素材的乱麻缠绕得透不过气来，而结构和逻辑的快刀还没有磨好，甚至好像根本就无法磨好。那是绝望的煎熬。而从整个的文学历程来看，最大的“甘”是这一路上所得到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最黑暗的路段所得到的支持。它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来自长辈、同辈甚至晚辈。没有这些支持，我不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这么久这么远。最大的“苦”莫过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凄凉的见证：文学从八十年代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见证。面对消费的嚣张和资讯的泛滥，文学已经失去它“昨日的世界”。这种“苦”其实卡夫卡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借用“饥饿艺术家”的命运激情地呈现过。没有想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现实对艺术的模仿居然会如此逼真。

　　李静：近两年来，你的作品越来越多被译到英语和法语国家，它们得到的反响和评论状况是怎样的？评论家和读者对你作品的关注点在哪？

　　薛忆沩：在这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翻译一直是我文学世界里的荒地。但是自从《深圳人》的英译本于2015年春天在加拿大出版以来，情况突然发生逆转。《深圳人》英译本不仅在《加拿大书评》《加拿大比较文学》等杂志上获得好评，后来还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文学节上得奖。接着，《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本以及《深圳人》的法译本进一步扩大了我和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影响。前者被《环球邮报》（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列入2017年加拿大百佳文学作品名单，而且是其中唯一的翻译作品。一年仅出三期的《蒙特利尔书评》也将我作为封面人物采访。《深圳人》法译本更是在加拿大法语文学世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加拿大最大的法语报纸不仅给作品最高级（四星）的评分，还将对作者的采访发表在报纸的头版。而各大法语书店都将译本摆放在入口处的位置，与库切、帕慕克等人的作品译本摆在一起。这是对中国文学罕见的反应。法语版上市这八个月来，我多次在蒙特利尔的街上被陌生的法语读者拦住。他们向我表达对作品的欣赏之情。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读者经常会“最喜欢”《深圳人》里面的不同篇目。这可能也正好是那部小说集的价值所在：它能满足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过，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欣赏的是作品细腻的心理描写对人性的精准把握。也就是说，他们欣赏的是我的作品所呈现的最经典的文学性。我的法语出版商对《深圳人》的成功深有感触，她说：“现在很少有文学作品既能改变读者对文学的看法，又能改变读者对生活的看法，而《深圳人》正好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当然被我视为是过誉之词，但是它多少也包含着一些正确的信息。

　　李静：回顾自己的创作，你最满意自己哪几部作品？为什么？

　　薛忆沩：我最满意的短篇小说集是《首战告捷》，因为其中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我的文学主题和文学理念在这部小说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惜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不是“足本”，否则它也会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因为它试图通过个人存在的特殊困境展示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细微变化。当然还有就是长篇小说《遗弃》。它的第一版是我24岁时的作品，而那里面却已经包含了我全部作品的端倪。我尤其喜欢出现在其中的那些短篇小说。我总是想，如果我一直坚持用那些短篇小说的风格写作，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评论家对那些作品的反应，所以我相信如果一直坚持那种风格，我的文学道路会更加艰难。这当然也意味着我的文学生命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李静：什么因素会促使你写一部长篇小说？一旦开始，会做哪些准备工作？写作速度是怎样的？一般来说，整个过程会有多久？

　　薛忆沩：在这文学三十年里，我一共出版过二十部作品，其中包括五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的内容都很沉重，沉重得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明显不太协调。但是，促使我写作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因素却一点都不沉重，而且都很“即兴”。比如，1988年的夏天，我为自己写出的那些短篇小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而极度苦恼。有一天，我突然想，为什么不以一位写作者为主人公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样可以趁机将我的短篇小说批发出去。《遗弃》的传奇就是这样“即兴”地开始的。还有《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初它其实只是我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完成的一份由七个故事组成的期末作业。后来，我将它扩展成一部由32个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完成之后，我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信告知这部作品的情况。她在回信里建议我将它投寄给多伦多的一家出版社。但是后来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在去学校的港铁上，我突然觉得它应该是一部首先用汉语出版的作品。《白求恩的孩子们》随后的命运就始于这个“即兴”的想法。正因为灵感总是来得非常突然，我的长篇小说写作并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而且写作的过程都不是很长，一般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月完成初稿，一个月完成定稿。有意思的是，我有两部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一直在为写作它们做准备，但是却一直写不出来。创作的道路上的确充满了许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李静：你是内在而诗性的作家，但是同时你敏感地关切着现实和历史。你如何处理文学的内在诗性与社会-历史的外部纷纭之间的关系？

　　薛忆沩：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布罗茨基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著名随笔里的一句话：“一场战争刚刚失败，另一场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你是一个心中充满俄语五音步抑扬格诗句的犹太小男孩。”这感人的语句凸显出诗性与现实和历史的冲突。是的，许多艺术家可能永远都在这种冲突之中挣扎，而且不少艺术家都最终会被这种冲突摧毁。我的处理方式是关注个体和关注细节。个体和细节的语义空间具有无限的层次，不像宏大的现实和历史那样简单粗暴，非黑即白。在这无限层次的语义空间里，诗性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空隙。

　　李静：在文学的万神殿中，你引为同道和知己的作家，能否列举几位？这其实是在问：你的文学观是怎样的？你认为一个作家要有哪些起码的精神储备，才能成为超越性的创造者？

　　薛忆沩：我引为同道和知己的是那些将文学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作家。这样的伟大作家在文学的万神殿里数量不少，刚才提到的诗人布罗茨基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我此刻想提到的另一位是小说家库切。他们对文学的极端态度在他们文笔犀利的随笔作品里表露得尤其彻底。我偏爱他们，可能还因为我与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浅表的相似。布罗茨基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也从小就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接受历史的启蒙，后来他也远离了自己母语的环境，长年生活在英语的世界里……而库切是与我专业相同的工科男，最早的工作是电脑程序员。

　　超越性的创造者必须具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超大视野。因此，哲学、史学和科学对他（她）都是起码的精神储备。也就是说他（她）应该从整个人类文明里吸收营养。或者借用布罗茨基关于曼德尔施塔姆著名随笔的题目，他（她）应该是一个“文明的孩子”。

　　李静：你谈到对英语的阅读和书写让你更体会到现代汉语之美与精确，为什么？

　　薛忆沩：在2008年前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当时我正在为《南方周末》等报刊写作读书专栏。写着写着，我意识到自己的语感已经大不相同。比如以往我像很多有识之士一样，对汉语的逻辑表达和细节处理能力没有信心，但是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思维和情感的特殊力度有可能会帮助汉语释放逻辑表达和细节处理的潜能。至于这种变化为什么会出现，我并不是非常清楚。是的，它也许得益于我那些年与英语的密切关系。可这又是为什么？还有，为什么我与英语的密切，会损害我与法语的关系，却会促进我与汉语的关系？对语言的感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远离汉语的中心那么久之后居然会对汉语的美妙和精确产生认知上的飞跃。这飞跃不仅激起了我重写自己作品的狂热，还引发了我创作的高潮。乔姆斯基将语言分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认为所有语言的深层结构是相通的。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我通过英语而迂回深入到汉语腹地的神奇经历。但是，整个认知过程应该有更复杂的机理。这复杂的机理也许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揭开的谜。不过毫无疑问，在“不惑”之年对母语感知的飞跃是我自己三十年文学道路上的奇迹和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