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到时代广场做一个广告,去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以及音乐会,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利益,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现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与别人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观念,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国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很有才气,很有文艺,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振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很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用来抵抗物化的审美文化应该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现在审美文化也变成物质化的东西,总是在谈文化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文化重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单单追求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很大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要讲理性,可中国一再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一个新的审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审美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大问题,我认为将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会引起世界的重视。我常常觉得很伤心,总是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一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首先需要一种新理论的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位”理论就是一个开始。
另外,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这一理论已无路可走,此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的思考方略。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由大到小,从大的角度思考各个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绝对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学习,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