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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新淮剧《武训先生》的创作理念和初衷是什么？
罗怀臻：
《武训先生》这部作品，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酝酿已久。我是农家子弟，老家在河南许昌，世代务农，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到城里去读书、学手艺，才逐渐走出农村，最后成了所谓的城里人。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对读书和受教育都是心怀敬意的。
1991年，新华社记者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安徽金寨县张湾村的小姑娘苏明娟，题为“我要上学”。她张着期盼的大眼睛，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这之后，“希望工程”就在全国铺开了。这张照片给我的冲击力很大，它让我本能地想到了清朝末年的一位普通农民——武训。他在童年时代上不起学，为了改变自己以及同他一样不能接受教育的农民子弟的命运，就用乞讨的方式攒钱，历时三十余年，终于建造了三所义学，许多孩子都因此得到了上学的机会。我想，这不就是“希望工程”的先驱吗？那个时候，我就有创作《武训先生》剧本的动意。
2010年前后，中国戏曲界普遍感受到，我们的创作人才、评论人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文学创作很不受重视，甚至很多专业院团都取消了创作岗位。我们一方面希望振兴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从事传统文化职业的人又失去了岗位，纵使还有人留下，他们的待遇也非常差。有感于这种情况，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就联合成立了全国戏剧创作高端人才研修班。研修班是免费的，不仅免费教学，还提供免费食宿，甚至对于有困难的同学，我们还提供往返车费。
到了第五年整个研修班毕业的时候，我们召开了全国首届青年戏剧创作会议，并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研修班的创办成果展，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针对第一线的、实践性的、非学历的教学模式，而这个模式如今已在全国蔚然成风。
这五年我为办公益性的研修班，少写了很多剧本，也少了很多收入。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是出于我作为中国剧协副主席的责任，可武训那个农民他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义务，要把社会、政府应做的事由个人担负起来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越理解他。所以我叫上主演梁伟平、舞美设计韩生去了武训的家乡。那次采风我们大家都感触颇多，回来以后我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剧本。
主持人：
本剧的主角武训三十余年乞讨只为资助教育，兴办学堂。而当今教育的环境已有极大改善，您认为这部戏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
罗怀臻：
一方面是教育问题。现代的社会对教育还存在着明显的功利欲，人们总是考虑应该读到什么学历、做什么职业、进入什么阶层的人生，并不是把教育看作一种人格培育的途径。而武训先生起先只是想让大家识字，希望人们通过识字免遭欺骗，后来他希望大家知书明理。这跟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人格教育一脉相承。所以，他的教育理念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并不理解武训，这与社会进程有关。但如今时代背景变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都非常重视。武训当时就是提倡平民教育，他要复兴《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古文观止》，这是一个中国人必须具有的文化储备。这几年，媒体开始办《诗词大会》和《戏曲大会》，我们又回过头来重新进行蒙学的启蒙教育，找回我们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这是属于我们炎黄子孙族群的文化识别感。这时我们再重新看《武训先生》，他的形象就显得更加高大了。
主持人：
这些年您始终坚持创作，从未中断。您是靠什么一直坚持下去的？
罗怀臻：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气质，这跟他的童年记忆、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有关。我也有我的气质，就是有种忧患感和幻灭感。
我认为形成这种气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在4岁时被过继给我的大伯，从江苏被转送到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让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被遗弃感。我最初的记忆是每天早晨，大娘抱着我，在村口一个土台上守候，等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梳着又长又黑的大辫子，所以村里这些亲戚都叫她大辫子。大娘说，大辫子回来就会带你走。每天我们日出就去守望，日落失望了再归来，等了十几天，我也不想等了，然后就有种失落感、遗弃感弥漫在心上。小时候，我作为一个南方孩子到了北方，被北方的孩子围观，他们都说我是小蛮子。后来我又带着北方口音回到南方，南方的孩子又围观我，叫我侉子。那种身在人群之中的孤独感，促使我清醒的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使我保持着一种对周边人际关系、对社会氛围、乃至于对历史的敏感。捕捉到灵感以后，很多愉悦的东西就会被我的心灵过滤掉。我就是积压了一些东西，要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个渠道就是写作。
主持人：
正如您刚才所说，独特的气质是您创作的动力之一，但是否会有一种责任感促使您把事业坚持下去？
罗怀臻：
是的。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期间，认识了两位对我人生产生转折性影响的老师。一位是著名编剧陈西汀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戏剧学院时任戏文系主任的陈多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创作上有了较快提升，作品也得以发表，而当时我还不足30岁。来到上海，老师对我说：“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了编剧的天分，天分不仅是指你能把故事写好，还因为你总在思考具体的剧种，以及这个剧种所依托的戏曲在当下发展的可能性，这是非常宝贵的素质。我们希望你能在上海这个更大的舞台好好发展。”他们说这句话也许是不经意的，但是我感受到了一份嘱托和一种责任。我带着两位老师的嘱托，由使命感再到后来很自觉的担负起传承戏剧的责任，再加上行业身份，就更加不能掉以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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