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从历史“大分流”看改革开放成功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个案是否就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从世界历史来看，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事实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那种认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

　　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由此可见，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前提。

　　第一类前提条件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二类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因为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我认为，基础性国家能力中以下七个方面至关重要：强制能力，即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汲取能力，即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濡化能力，即国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就是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三是培养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