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写戏几十年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只有写感动自己的题材,才能感动观众,只有写出思想境界、发时代新声,才能受到观众喜爱。
我从事戏曲编剧工作快40年了。从第一部戏至今,历史剧创作一直是我的偏好。为什么热衷历史题材呢?现在想来,不仅因为我的成名作是历史剧,更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历史。上世纪60年代读高中的时候,《历史研究》是我必读的刊物。我的家乡是福建省仙游县,那里流传着古老剧种莆仙戏,我从小就喜欢看,并从传统戏曲中懂得很多人生道理。大专毕业,我刚被分配到县编剧小组时,偶然听到一位前辈讲东晋王敦之乱的故事。这个故事引发我浓厚兴趣,于是我以此为蓝本写成《新亭泪》,想不到后来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剧本创作奖。从那之后,创作历史剧成为我的主攻方向,迄今为止已经写了22部历史剧。我始终怀抱这样一个宗旨:无论是自选题材还是应邀而写,我从不勉强写就,故事必须能引起我强烈兴趣、让我产生创作激情,才会欣然命笔。这也是我在基层写戏几十年中的深刻体会:一定要写感动自己的题材,要是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感动观众、吸引观众?
我一直留心明代倭乱问题,因为戚家军抗击倭寇最大战役是在我的家乡仙游打的。我现在的居住地更是当年发生鏖战的古战场,“十八战”“九战尾”“五百洗”“无头岭”这几个地名,至今说起来还令人惊心动魄;“初二探亡日”“白额春联”“初五补做大岁”等发生于倭乱时期的特殊现象,也早已演变成仙游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当我在几年前偶然发现明代嘉靖年间宁波有位生员曾乘槎浮海招安倭寇首领王直的故事时,立刻引发思考——倘若当年招抚成功,祸害东南沿海多年的倭患岂不平息了吗?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莆田、仙游百姓正沉浸在准备春节的欢乐时刻,倭寇突然侵袭,两个城池都被攻陷,数万百姓被杀害,房屋被毁无数,尸横遍野,万家哀恸……于是我产生写戏冲动,很快写出《浮海孤臣》。
回顾历史剧创作历程,另一大感受是作品只有写出思想境界、发时代新声,才能受到大众喜爱。我写《傅山进京》,不是颂扬他反清复明,而是凸显他对自立自强人格的呼吁。我写《于成龙》,不是简单讴歌一个廉吏,而是写他被革职之后,依然具有士大夫担当精神,勇于接受巡抚委托去东山处理民变。理性地看,于成龙的劝抚是对百姓最有利的举动!这样,我写的晋剧《于成龙》就不落俗套,有了鲜明个性。
写历史剧还要善于艺术虚构。三年前,秦腔名旦齐爱云邀请我以清末泾阳安吴堡女商人周莹为原型写戏。史料记载周莹给慈禧捐献50万两银子之后,二人有过彻夜长谈,我感兴趣的是周莹究竟为什么要捐献巨资?彻夜长谈究竟谈了些什么?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我仔细搜寻史料,发现同一时间的另一历史人物——作为陕西维新派领袖的关学大儒刘光贲,当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贲被当作“康党”革去山长之职,慈禧在西逃时会不会命令抓捕刘光贲,以保障自己安全?周莹会不会为营救刘光贲而设法觐见慈禧?夜谈有没有可能围绕这个事件展开?这个猜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实作依据。周莹曾助刘光贲办学印书,她的先进经商理念明显得益于关学和刘光贲的维新思想。想到这儿,我喜出望外,才思泉涌,很快就写出秦腔历史剧《关中晓月》,塑造了以周莹为原型的戏曲艺术形象商英。
创作历史剧与编写历史教科书不同,写戏离不开史家提供的史实,但更要在史料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史家重在“事”,编剧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编剧重在“戏”;史家重在“实”,编剧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编剧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用傅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
郑怀兴,生于1948年,福建仙游人,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历史剧《新亭泪》《林则徐》《傅山进京》《关中晓月》《浮海孤臣》《嵇康托孤》、现代戏《遗珠记》《鸭子丑小传》等,出版《戏曲编剧理论与实践》《郑怀兴戏剧全集》。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