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中国的江南文化是东亚共同的文明因缘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哪里，我认为重要的来源是对身边一草一木的认同，是对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因此，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提炼江南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增加认同感进而提升植根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信，是重新发现江南的意义所在。

　　江南文化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水暖风轻、风花雪月之外，还有江南的深厚、江南的刚烈

　　历史地理上的江南，经历了一个从西往东、从北到南、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

　　上海往往把上海的根追到广富林，浙江把浙江的根追到良渚文化，这都没有错。然而作为特别的地域文化，区别于巴蜀、三晋、闽赣、岭南、湖湘、云贵等地域文化，江南文化的根本特征，乃是既有深厚丰富的在地特色，又有极为深厚入骨的中原精神，关键是，二者竟然结合得这般好！试想，仅仅是广富林与良渚文化的自家生长发育，如何能有这么深厚的动力与新鲜的创造？这才是其他地域文化不曾具备的。

　　因而江南文化根本上不是自然进化，而是取决于文化传播。文化因为传播而刺激，而生新，而重新发现，江南正是这样被不断地发现，并一次次被赋予了新的魅力。

　　江南文化大义，第一是刚健。中国文化最具有刚健的特征，而在江南，刚健表现出了这个词语的另一层意思：创造力与向上力特为充沛。江南社会因此而深具活力。

　　第二是深厚。深厚是讲江南文化的学问，远比其他地方文化要深厚。教育与人才，宗教脉络、文学传统、民间信仰，也远为深厚。

　　江南文化大义,第三是温馨。这是一种文明与泥土相成的性格。如果我们只从广富林或良渚讲起，甚至认为它形成了一种所谓与黄河文化相区别相对峙的长江文化，这就真是数典忘祖了。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东汉为界，从崇尚武力讨伐、你死我活的“东西对峙”，翻转过来，转型而为崇尚文明建设和平发展的“南北之异”，这真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转变！无论是南朝还是南宋，在战争面前，在北方暴力面前，江南都是退让的、回避的，然而居于边缘，悄然发力，经营一方乐土。由东西之争到南北之变，在这一大转变之中，江南的水暖风轻、可居可游、文明与温和的性情，与中原的内在之仁德、礼乐与柔性，发生了极为亲和的交融。这是通过四次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难民与灾民）而发生的真切的亲近与交融。因而我强调江南文化之二源，强调中原与江南的交互性而非对抗性，强调江南的和平性格，这是需要更多论述的文化江南大关节。

　　文化传播也塑造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除了水暖风轻、风花雪月、温柔恬淡之外，还有江南的深厚、江南的刚烈、以及江南的多元。

　　江南文化大义，第四是灵秀。灵秀充分体现在它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江南生活的美学核心是灵秀。一大美妙是它的山水，山明水净，总是有灵性摇漾其间。其次是人文艺术，无论是园林、建筑、服装、典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甚至饮食、节俗、民间技艺，处处都有一股灵气。在我看来，中国的艺术史可以用两大系统来加以简单概括，一个系统叫作汉唐系统，另一个系统就叫宋元系统。汉唐系统和宋元系统的艺术可谓截然不同：汉唐系统的美术，大多“画”在高山、大地、洞穴、宫殿、墓地里，比如著名的敦煌壁画与龙冈石窟。而且创作者都是职业化的画师、工匠，非常专业，高度技术（至今不少材料与颜色等都还是一个谜），他们大多是以一代一代的家族技艺方式进行传承；而宋元系统的画则是画在绢帛与宣纸上，开创了极为心灵化与学术化的文人画传统。宋元系统绘画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像苏东坡、欧阳修等等，他们集诗人、画家、书法家、学者、官员于一身，不像专业画家需要养家糊口，他们完全是业余精神，余事为艺事，将性情消融于学问，将学问消融于美，将境界转而为技艺，而且有较为丰富的理论、主张、鉴赏以及优秀的绘画作品被保留下来，渐渐形成形塑艺术史人心的话语权。所以说，宋元系统的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高度。而宋元系统的主要背景即是江南。可以说江南艺术传统，不仅深深影响了近世中国艺术史的整个潮流，而且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美感谱系与抒情传统的主流。这是江南心灵的重大内涵，值得深入考察。

　　中国江南在东亚和西方的影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何得到马可·波罗们的认同

　　江南不止是中国的，也是东亚世界的共同文明因缘与文化想象。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不仅有徐福的传说，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古代日本人将汉字叫“本字”，汉字无疑促进了日本语言进入到书写所记录的发展阶段。其中，语言学家有认为“吴音”即来自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音，相比于中原地区的“秦音”，“吴音”融入日语的程度较深。此外还有“吴服”“吴织”“吴染”，《日本国志》记载五世纪时，日本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得吴织四人而归。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日语读红色染料为“吴染”，表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江户时代称为“吴服”的服装样式，与今天的和服相差无几。

　　又有水稻文化，自从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揭开了弥生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的神秘面纱。因为，更早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所以，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大猜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的原乡。原来日本文化有一个断层，一下子从原始的文化变成了文明的文化，弥生文化填补了这个空白。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稻谷的化石，这些稻谷化石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稻米文化的起源。而这些稻谷化石经测定，其中的成分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因此有日本史学家认为，日本的稻米文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江南文化。我在一篇论文梳理了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日本知识人对江南风景与风物的向往，表明作为文化景观的江南名胜已经深入东亚人心，“名胜”成为江南重要的精神传播力。作为东亚精神因缘的江南，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做，也是江南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

　　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在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编著的《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一书中，一些传教士、贵族和商人所实录的游记片断，便可以从中看到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江南是何等繁华。马可·波罗（威尼斯商人，1280年至1290年在中国）在游记中写道：“第三天晚上，便到达雄伟壮丽的行在城（杭州），此名称是‘天城’的意思，它表明，就其宏伟壮丽以及所提供的快乐而言，这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生活其中的人们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可以看出，他们几乎都用了极端的描述，不是从整个中国，而是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肯定杭州这座城市的美妙。他们都听说而且都认同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说明江南的美好已经有了巨大的广告效应，声名远播域外。

　　讲江南，要讲给普通人听。要知道这一方水土的美好在哪里，要把上海变成宜居的美好国际大都市，江南不仅是古老中国已经过去的古老记忆，而且是现代中国的升级版，并且寄托了未来中国关于和谐共生、天人一体的梦想。所以上海的现代化和上海的江南文化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