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艳杰：超大城市更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

　　日前，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上海超大城市特点，集中精力抓落实、求突破、增动力、强领导，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全面促进上海郊区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当一个城市发展为超大城市，无论它与周边的乡村是行政隶属关系还是仅为区位相邻关系，都已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发展共同体。乡村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区域，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内生需求更迫切、条件更成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加快推动。

　　城市乡村互为依托共生发展

　　在我国，大到直辖市，小到县级市，一般都是涵盖城市、乡镇和乡村的地域综合体。对于超大城市而言，除深圳市（2004年全部

　　“撤村设居”，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没有村委会建制的城市）情况比较特殊外，其他都拥有数量规模较大的乡村。

　　例如，至2016年，北京市有3941个村民委员会、293.3万乡村人口；上海市有1590个村民委员会、256.67万乡村人口；广州市有1144个村民委员会、176.23万乡村人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北京市有5000多个自然村，上海市有约30000个自然村，广州市有6000多个自然村。

　　乡村是城市区域的基础组成部分，对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服务功能。但坦率地讲，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以有力措施引导、扶持乡村发展振兴。就上海而言，有必要加大引导、推动力度，力争率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不断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影响型广大乡村探索振兴发展模式。

　　从世界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在农业社会，城市与乡村孤立分散发展；工业社会初中期，城市与乡村总体对立发展，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方面呈竞争关系，非农化城镇化占据主导，总体趋势为“城进乡退”；工业社会后期及后工业社会，城市化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共生发展关系。

　　当一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实现了高度城市化，成为规模庞大的巨型城市。此时，城市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为主转为内涵提升为主，城市与乡村形成关联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城乡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考虑。

　　补齐短板和提升能级的需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促进超大城市全面、稳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保障城市食品供给安全。

　　上海市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超过1400多万人。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定的农副食品自给率是保障社会民生稳定的战略基础。

　　从全球城市的情况来看，随着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对健康食品的重视程度及需求量随之上升，且更倾向于就近生产供应新鲜食品。巴黎、纽约、伦敦都通过战略规划、行动倡议等多种方式，保护和拓展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也寻求适合发展社区农园的都市农业空间，进而构建与本地生产消费直接对接的食品供应短链，增强本地农产品在数量、品质、价格和多样性等多方面的供应保障能力。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供应相对于市场需求呈现滞后性。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要素——耕地，尤其是宝贵的土壤耕作层，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坏，短期内难以修复或再生。因此，农业发展必须着眼于长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大城市应该保持一定的耕地保有量、保护农业发展空间，以有效防范食品安全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风险；要保护和发展农业，保障有人种田，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乡村发展水平。

　　二是加强城市生态安全。

　　我国的超大城市不仅人口规模大，而且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开发建设强度高，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环境质量较差。而由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构成的乡村区域，是超大城市生态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来说，超大城市可专门用于生态功能建设的土地空间比较稀缺。农田湿地、果园、林地、养殖水域等农业用地则可在保障生产功能的同时，积极发挥生态调节功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成为超大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

　　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是超大城市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保护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乡村田园构建的开敞空间，可以优化超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乡村自然开阔的田园景观，农业春华秋实的季节变化与自然美感，可以对超大城市密集压抑的人工景观起到转换调节作用，改善超大城市的环境景观品质。

　　三是促进健康、活力、人文之城建设。

　　超大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收入水平较高，居民对自然田园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强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在超大城市周边重塑宁静优美的乡村，可以让城市居民方便快捷地暂离都市喧嚣、适度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田园的安静恬淡，深度参与体验农耕生活，还有助于搭建家庭、邻里、同事等的交流平台，起到放松身心、缓解亚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等的积极作用。同时，可以为主要在城市中成长的少年儿童创造更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体验亲手播种收获的乐趣，从小培养对自然、田园和食品的了解与珍爱。

　　进一步来看，自然、美好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既是超大城市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对城市人回归自然、感受慢生活，构建和谐、多元、向上的城市社会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等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四是推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的城乡发展差距还比较大。2017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突破6万元，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3万元，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和2.25。同时，城乡生活环境条件、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及效益等均存在较明显的差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动力、活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生需要，也是超大城市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引导城乡优势互补、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有助于超大城市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挖潜新空间，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有助于整体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