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大师郭黛姮：古建筑保护最大的难点是保留历史信息

　　郭黛姮，师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

　　曾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完成有关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史（宋辽金卷）》《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乾隆御品圆明园》《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等10多部。主持保护维修杭州六和塔、雷峰塔重建工程、珠海圆明新园设计、登封少林寺扩建方案设计、北京恭王府保护修缮工程、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等。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建筑创作大奖。

　　当地时间4月17日18时50分，法国境内所有大教堂集体鸣钟，为遭受火灾的巴黎圣母院祈福。火灾发生以来，重建和修复工程受捐资金已超过8.5亿欧元。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但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挑战重重，预计修复时间需要8~10年。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历史，对古建筑的保护远比毁坏后的修复重要。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对我国古建筑保护有什么警示？古建筑修复的难点在哪儿？需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现代化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起到哪些作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建设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

　　中国建设报：您知道巴黎圣母院失火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我国存在大量古建筑，巴黎圣母院此次火灾事故对我国古建筑保护有哪些警示？

　　郭黛姮：我第一眼看到新闻时感到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怎么就被烧了？按理说，法国平时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上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他们这么重视还出了问题，相比之下，我国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非常脆弱，就更应该提高警惕了。现在很多古建筑里都设有香炉，我觉得明火在古建筑内应该彻底禁止。因为即使香炉放在大殿外面，有风的时候也容易着火，而且会把文物熏黑。

　　在对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管理部门的作用很重要，他们要做到心中有数，预先做好预警措施。现在的保护规划大多停留在划保护范围、建控地带上，没有重视房屋结构中可能暗藏的隐患，目前已经有了先进的仪器，就更不能这么高枕无忧了。比如有的古建筑木料内部已经空了、糟朽了，但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这就需要用仪器进行全面检测。

　　另外，在修缮中也要考虑到文物的特殊性。古建筑的修缮其实相当于一个细致的科研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施工任务。每个文物都不一样，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施工经费也应根据每个文物的情况单独计算，这方面希望有更细的标准出台。总的来说，我国在古建筑保护上已经有很多好的措施，但关键还是在落实。

　　中国建设报：接下来，巴黎圣母院面临着如何修复的难题。我了解到您曾参与过雷峰塔重建、恭王府修缮等工程，您认为古建筑修复的最大难点在哪里？应该把握哪些基本原则？

　　郭黛姮：古建筑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古建筑保护工程最大的难点是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在修缮恭王府的时候，找到一些老照片，但建筑没了，或者建筑还在，但跟老照片不一致。恭王府之前叫“公主府”，历史相当长，那么究竟应该是修成和珅时代的模样，还是修成恭亲王时代的模样？其实古建筑越古，藏有的历史信息就越丰富，保留这些信息很重要，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目前，古建筑历史信息的保存主要依赖照片，其实我国列入文保单位的古建筑，主管部门要求建立档案，也不能说没有，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激光扫描，把建筑的细部都扫描出来，这样保存起来也方便，有利于进一步研究。随着激光扫描技术的成熟，我国应该尽快把这门“功课”补上。

　　另外，修缮的时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虽然说要尽量保存历史信息，但如果木头都糟朽了，那就只能更换。现在有些人的观点有点形而上学，主张保存古建筑历史信息就什么都不能更换。那怎么进行保护和传承呢？其实希腊的雅典卫城在修缮时，也更换了很多坏掉的石料。

　　中国建设报：您和团队花了15年时间用数字技术“复原”了圆明园，在您看来，这类新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郭黛姮：之前有人提议复建圆明园，有人又说不要复建，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大家还是想知道，圆明园到底什么样？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叫“我说圆明园”，结果90%的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圆明园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句是“圆明园是帝王骄奢淫逸的场所。”这就说明大家对圆明园的认识存在偏差。

　　我国倡导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那就要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经历了什么变化、背后有什么故事。古建筑只有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了解它本来的面貌，我们在圆明园数字化过程中碰到了很多新的问题，为了准确还原历史，就必须找到相关依据。刚开始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也进行分类型研究，后来感觉不行，还是得研究圆明园的造园史，看一下圆明园在150年里有没有发生过变化。结果发现，几乎每位皇帝在位时圆明园都有变化。我们做圆明园数字化就相当于是在搞科研，数字化的过程也促进了对圆明园历史的研究。希望数字圆明园在这方面能给大家新的启示。

　　中国建设报：梁思成先生曾说过：“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提出，加快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测绘建档、挂牌工作。您怎么理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意义？

　　郭黛姮：梁思成先生那么多年前说的话是非常正确、非常经典的。我们不能只保护几个孤零零的纳入国宝级、省保级的保护单位，这些古建筑的出现和存在是需要“土壤”和“环境”的，它一定要在特定的环境里出现才是符合历史的，不能脱离环境来谈古建筑保护。其实类似的话，梁先生说过很多，比如不能让古建筑生活在不协调的环境里，“红花需要绿叶来衬托”等。

　　另外，有些历史街区往往有很多故事，比如北京的史家胡同，民国时期有很多文化名人住在那里，对研究民国的历史很有价值。所以，我觉得环境对古建筑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来看，很多地方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还是不够。对于目前还剩下的那些古建筑，我们需要亡羊补牢、尽快保护起来。所以，历史街区挂牌是个非常正确是做法，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历史街区，不能随便把它拆了再重新开发。

　　中国建设报：网上对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的评论很多，甚至有少部分人将它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联系在一起，为火灾“叫好”，因此圆明园官方微博也及时发布了一篇《文明不能承受之殇》的文章。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此次火灾事件？

　　郭黛姮：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巴黎圣母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两个事发生的背景不同，不能这样简单类比，而且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们都说要经济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那为什么别的国家文物被烧了就要幸灾乐祸？

　　其实英国、法国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错误了。英法联军有一位将领叫额尔金，他的后代来参观圆明园时，我们“数字圆明园课题组”特别接待了他，给他讲了圆明园的历史，他也表示对祖先的错误感到非常遗憾。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写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让更多的西方人知道了这段历史；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还为这本书作了序，提到“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

　　别人的思想都在进步，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就更不能有这种“另类”的想法了。别说是现在，二战时期美国决定向日本扔原子弹之前，当时的驻华使馆参赞费正清博士给梁思成先生一张军用地图，请他标出哪些地方不能炸，梁思成先生都能放下私人感情，把京都、奈良在美国军事地图上圈了出来，使得这两个城市大量历史建筑免于战火破坏。他当时说，虽然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保护文物建筑是没有国界的，这些文物建筑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