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灏：建筑就是建筑师的立场

　　本科毕业之前一直是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那时候的学习没有大量的知识面，在有限的知识里会有些彷徨，整个大学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研究一个小建筑，对单体的建筑兴趣不大。大五毕业设计做了一个上海内城老城厢设计改造，开始倾向于城市设计。

　　“这可能和那时候的环境有关系，97年上大学，一开始接触的都是安藤与现代主义这样的一些信息，实际上那时候看都看不懂，也没几个老师懂科普，没几个老师懂造房子，几乎就是自学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对建筑的两方面比较感兴趣，一是它的文化性，另外一个是它的社会性。

　　小时候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爱好写字、画画，大二做的第一个纯中式室内装修设计就带了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济老师宣传迈耶的那种风格，局部素材偏向现代主义，整体艺术震撼人心，对文化性的理解也朝着现代主义开始转变。大学的后面几年也对社会住宅或者一些大型公建感兴趣，它们或多或少带有社会性。

　　之后借了一笔钱去德国留学。可是到德国第一天，就有点后悔了，一点也不喜欢那的风土人情，房屋设计也是一种产品主义的气质，构造太紧，没有松度和诗意。还有，这地方的姑娘也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在德国跟着一位比较有名的搞城市设计的教授，那时候发表了很多大型的城市研究。

　　在那里学习，一方面可以思考中国整个城市建设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能多关注大体量、多体量建筑的改造和新建，都可以和社会发生直接的关联。”

　　德国三年半里的一个暑假，去了荷兰鹿特丹一个月，因为那边有一个大学同学上学，这一个月很短，却是留学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接触了荷兰的一些思想，相对于荷兰来说，德国比较保守，还是以传统建筑学的方式来操作一个城镇如何生成。到了荷兰看到那的老师用类似大数据制造的方式去教学生去操作一个半边城市的生成。

　　“这种半边城市的生成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它比人为做决定会更加理性。因为城市的数据、容量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是产生合理性的一种替换。但同时也对它抱有一种批判态度，我一直认为城市的建造或者城市的生存永远是跟城市的数据、社会状态、文化偏好有关系，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单一的因素无法起决定作用。所以在去了荷兰之后，更倾向于如何去分析当代都市的一些复杂因素。

　　数据只是其中一个，也包括商业、人流、基础设施等等。那时候在德国做了很多城市设计，其中很重要的几个概念就是基础设施、景观设施和交通系统等等，始终把它们放在第一位，而把建筑一直放在第二位。这样的思想不涉及到建筑本体如何去营造，根本不关心建筑的材料和结构。

　　在德国的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类似都市的宗教中心，是一个超高层的设置。它反映了我当时坚持的想法，我认为都市文化里的宗教文化很重要，会影响一个都市或者一个城镇的生成。大学时期就是在这种激进与保守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思想斗争，抵达一个广阔的视野。到硕士快结束的时候，还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层面来考虑建筑的问题。”

　　回国以后，从2005年底到2010年一直在设计院里，那时候有一个观点，认为要从城市层面看待建筑，意味着要去从城市层面操作建筑，这种建筑体量就非常大。而当时只有大型的知名设计院才有可能接触到大体量。那时候留学生普遍的选择是要么在国外工作几年，要么就在国内找非常好的外资单位做设计。

　　如果选择国外事务所，做的永远是流水线上非常小的一块，一个留学生对国外事务所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而选择国营设计院，对方案能力和开发度都是一种很不错的锻炼。2005年前，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设计师进入国营设计院，很有可能接到非常大的任务，由于人手不够，每个人可能分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项目，比如城市最佳实践区，或者江南船厂改造等等，都是上几万方的体量，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年轻设计师来讲，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设计院中标之后，我也抓住了机会，负责建筑方面的施工图，不懂的就请教那些老前辈，请教材料商，请教各种各样的结构工程师。在半自助的情况下，算是把项目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好多国际大型事务所做世博会的过程，他们的图纸的水平，对建筑的理解，争奇斗艳的非常炫技化的一些手法，这些东西就像走马观花一样给了我强烈的刺激。即所谓的大项目，它不代表可以灌注很多文化性和社会性。很多时候越大的项目就被关注的越多，拍板的领导层次越高，项目就越要迎合资本去做。

　　另外一方面启示我年轻建筑师不能做大项目，做大项目会把很多短板暴露出来，对系统的思考，室内室外设计的成熟程度等等，如果非要给年轻建筑师做，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可以先去思考，去参观，再考虑去改良。这也是我们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一帮在设计院的设计天才往往会陷入一种对好项目的渴望当中，然而他们没有能力去完成一个独具风格的作品，没有能力给予一个项目生命感。年轻建筑师还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比如说来自于总建筑师，来自于领导，来自于各个甲方，如果一个很小的孩子可能无法协调压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我的很多渴望没能在设计院得到足够的释放，但也算对中国整体的项目状态有了判断，了解城市大体量、小体量项目意味着什么，有些项目大量借助于外部政治与资本的勾兑，那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这意味着一些看似非常好的时候，它只是有一种美好的外在，本质上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它在表达的层面上已经被局限了，顶多可以拍几张照片上上杂志。高标准一点来讲，它在立场上对建筑本体的思考就是不够的。院里的这五年就像炼狱一样，在不停地在锻炼、锤炼我的价值观。

　　“在设计院的时候也做很多城市研究。比如说北京、上海的城市研究，算是在设计院的一个副业。做城市研究就会对许多现象保持一种批判性，很多建筑师长时间做项目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很牛。但实际上是很浮夸的，在周边的同行里可能还算可以，但是如果把他的东西放在中国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它有可能还不如一个设计院做的一个大型项目有价值。

　　一方面它没有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从本体角度来讲，在世界的范围里它的格局又不够大，外国人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怎么和他们那么相似，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没有文化意义，或者说它不具备原创性。那么就形成了浮夸，所谓的浮夸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做得不够好，而在于从社会视角上看，它有没有一种与社会相关的亲密感，是否忠实的反映了中国的现状而并非去矫饰社会的现象。

　　在世界建筑师的格局里面，是否做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原创，而不是说延续某一个大师某一个流派的东西。这两个标准也在永远警醒着我，做某些项目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价值。

　　如果没有这两个标准，表面上的成功是很短暂的。过了五十年有可能大家会看你的作品，会认为还不错，这才算做持续的成功。可能这种定位比较苛刻，但是前提就在于无论如何要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前辈做过的，也有可能是一些玩剩的把式。只是你在项目中不停的努力才觉得自己很开心，本质上看这种项目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

　　至少要有一个有个执念，或者要有一个立场，建筑就是这个立场，它不服务于你的现状，它应该服务于一种永恒性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种传统，也可能是一种习俗。建筑师的作品看多了，很容易看出他们坚持什么东西。比如刘家琨老师会比较喜欢做一种地域特色的营造，但是这不代表他不懂那些炫技的手法，他坚持的是一种立场。

　　那么要坚持，就首先学会克制，不去选择炫技那些没有意义的方法，尽量通过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还有就是做出建筑的生命，因为建筑就是露体、色相的东西，能看到颜色、形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材料。但是它背后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会表达出某一种状态，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可能是清高、可能是对社会有一种批判、也可能是保持某种繁荣。

　　在考虑建筑灵魂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有一个“穴”。会考虑房子在都市里面、村落里面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要表达怎样的立场，或者房子与房子之间形成哪些重要的串联。可以这么想，如果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梳理起来，它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如果把这十个东西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村，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参差不齐的奇花异草，反而相互之间都有关系。

　　这就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它还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如果把所有东西收集在一起，能看得出它整体的和谐。比如说十年前的A房子、五年前的B房子和现在做的C房子，三套房子放在一起，会发现空间方面有一些想法的变化，但是骨子里面一定有一个在现实中一直坚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不是一个房子决定的，是一系列房子整体的呈现。”

　　在设计院做到了一零年底，一一年初就辞职了。早年有些积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做建筑了。对建筑系统性的一些基本知识的积累到那么多的对城市方面的研究，给我了社会的真实面，这也就决定了创业的时候选择做什么样的东西。

　　创业伊始我们主要是做所谓的“熟人圈”的东西，这也是因为早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的熟人圈很重要。所谓“熟人圈”比如潮汕人做生意就很典型，向熟人借钱的时候不需要担保人，因为彼此信任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你，按时还钱就可以。如果关系不熟这个事情就很难做。

　　中国疆域太大，虽然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国家，可相对于欧洲来看，中国有三十几个“国家”，地域之间的习惯和信任感是不同的，开放状态和财富状态也不一样，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不太一样。但并不代表越有钱越开放，像我老家浙江这样的地方，有好多朋友亲戚都住在浙江最开放的城市宁波，他们早些年的住宅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一零年做了一些住宅都是非常现代的。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好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虽然它有些地方不完整，或者有些地方有缺陷。但它没有拖泥带水的状态，很决绝，不会打算做的更温柔一点。只要你有适当的室内装修技巧，一般装修公司都可以做到温柔一点，舒服一点，温馨一点，豪华一点，但我们那时就是很坚决，很简约。这里面实际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或者说代表了一种立场：我们要的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当初有可能未必适合我们那些甲方，但是至少他们接受，他们也生活在里面，并没有完全抵触这样的方式。这件事情很有意味，我们做住宅，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不再追求那种大的项目，不再追求那种看上去非常复杂的甲方关系。要追求一种单纯的甲方关系，去追求一种熟人圈的甲方关系，他们能放心地把房子交给我，才能做我最想做的东西。

　　现在许多的年轻建筑师正在做一些很甜蜜的房子。然而这个年纪需要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者说非常果敢、勇敢的状态。如果做的很甜蜜，会给现在的年轻建筑师带来伤害的，现在好多民宿像是个机会，但民宿一做多，建筑师就容易在最有力量的时候，变得很温柔、很油腻，渐渐变得没有价值。

　　早年，我们做的是青红砖的或者木构的，还做混凝土那样非常明确的现代主义的东西。要传播现代主义的建筑，住宅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住宅跟人的日常行为发生关系。比如看一个公建，不可能躺着去看这个公建，不会在公建里洗澡，更无法感受到公建一年四季的变化。

　　要看一个博物馆，最多一年去十次，看到的永远是它最好看的那一面，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房子可能有很多缺点，不会把这个博物馆当成自己的一件事情。而住宅它会变成我们的盘背，就像驾车一样，会关心它哪里坏了，会在方方面面去体验，找到它的适应性状态。

　　如果住户有反馈给我，也会很开心，因为他们在乎这个房子。而不是说我们进入一个图书馆，一点感情也没有，这房子跟我没关系，馆长长得再有型跟我也没关系，也许会骂这破房子怎么借个书这么困难。那样的建筑没有情感性，不会给人们带来教育。而在一个村里做住宅的话，整个村里面的人都会对它评头论足，有一部分人在骂，一部分人觉得还可以，这都挺好的。因为它被放在一个村里面，就影响了村里面的思维方式。村民未必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好，未必照样去造这个房子，但至少大家能看到农村房子还可以这么做。

　　原来村里的工匠想的都是要么根据开发商的方式改，要么跟着包工头做一些改良，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下而上就意味着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固定的审美标准了，多元化一定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把一些很现代的房子放在村子里，反而获得了一种合法的地位，它被学习、被接纳，农村的生活方式也有了改变，这样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