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新中国文物事业唯一的全程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

　　回首新中国文物事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国家文物局的七十年历史，是一定要采访谢辰生先生的。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谢辰生先生一直就职于国家文物局，负责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唯一的全程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被誉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我国文物保护政策、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长期以来，谢辰生先生对文物工作的诸多建言，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业内外的普遍推崇。

　　立秋过后，我们如约来到谢老新居。去年谢老动过两次手术，也不知恢复得怎么样了，毕竟是近百岁的人了。一进屋，我们惊喜地发现98岁高龄的老爷子已经迎到门口，午休后的他更显得精神矍铄。看到《中国文物报》记者，谢老很开心，和我们回忆起他为《中国文物报》的前身《文物报》“牵线搭桥”的往事：

　　1985年8月16日，《文物报》在河南郑州创刊。我第一次看到《文物报》时，非常高兴。当时全国只有这么一份关于文博的报纸。但是好景不长，报纸由于种种原因办不下去了，准备停刊。我想到是否可以把《文物报》推荐给国家文物委员会，搬到北京来。

　　国家文物委员会于1983年1月26日成立，由文物、考古、历史、建筑等方面专家、学者组成，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和处理文物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改进文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供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采纳。

　　国家文物委员会当时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坚持了文物工作的正确方针。因此，我想到了如果国家文物委员会可以接管《文物报》，将会使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此我很快就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廖井丹，向他汇报。廖井丹认为太好了，接收《文物报》是好事，表示非常赞同，将《文物报》作为国家文物委员会的《文物报》。

　　1987年10月1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文物报》更名为《中国文物报》。中宣部原副部长、中顾委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廖井丹为《中国文物报》题写报头。

　　经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由国家文物委员会主办，国家文物局代管，接收《文物报》原班人马，改组相应机构，正式创办《中国文物报》。

　　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是新中国文博界的元老级人物。1946年起任郑振铎业务秘书，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参与编纂《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就职于国家文物局，从政务院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0年），到第一部综合性文物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年），再到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都是由他主持起草完成的。他还主编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力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等。

　　谢老告诉我们，他自幼在大哥谢国桢先生的影响下，就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上中学时就开始偷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42年立志要参加革命，带着弟侄秘密前往延安，因道路被封锁，只身困在西安。他试图绕路前往解放区，再次受阻于安徽亳州。

　　1946年正式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工作，1949年9月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到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文物局随之成立。16日，郑振铎被任命为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他也正式到文物处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和政策法规研究起草。

　　“如今我已经快一百岁了，回首自己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1950年，谢辰生奉命到当时的辽东省调查文物保护情况，看到祖国人民和文物所面临的威胁，回京后，他毅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投笔从戎。

　　“我保卫什么？保卫家乡，保卫家乡门前的老松树，叫它千年绿来万年青。”谢老告诉我们，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听到祖国慰问团唱的这首歌，他就想，文物就是这棵老松树，我要终生守护她！

　　“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一个民族不能断了根丢了魂，所以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为文物保护尽一份力。因此，我是个很简单幸福的人，能一直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物工作。”

　　去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逝世六十周年。谢辰生先生特意撰写长篇纪念文章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说到郑振铎先生，谢老满怀崇敬地说，郑振铎先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我从事文物工作的引路人、恩师、领导。

　　“七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郑振铎先生就找我谈话，问我日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当然还愿意继续从事文物工作，但觉得家里父兄和郑振铎先生都是学问家，自己也想搞点研究。但郑先生告诉我：‘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现在比研究更重要，你可以研究保护。’这些话影响了我一生，也为文物局奠定了基础，最能体现我们的初心。”

　　七十年过去了，谢老说：“我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们，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就无法更好地保护，发挥文物作用。我们要研究文物，更要研究文物保护，保护也是大学问。今天我们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建设中国特色文物学科应该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

　　“保护是我们的初心，如何更好地保护，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更是人民的期待”，谢老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谢辰生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物局名称的历次变更》，谈到文物局的名称、隶属关系和主管工作等，在这几十年来，曾有过的多次变化。谢老强调，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的。

　　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七十年来所形成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方针政策，是新中国文物事业七十年的重点，是国家文物局七十年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未来要继续发展的方向。

　　近些年，中央也明确要求要提高文物的保护水平、管理水平，那么各级政府更应要健全和充实文物机构和干部队伍，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依法行政，违法必究。

　　谢老告诉我们，文物局刚成立时，从局长处长到一般业务秘书每个人都是大专家，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王振铎、张珩、万斯年、罗福颐、傅忠谟、陈明达、徐邦达、顾铁符、马耕渔、罗哲文。当初我们这些人，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人尽其职是符合文物工作规律的，也是我们文物局这七十年的宝贵经验之一。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文物局还是专业力量非常强的，甚至其他部门的尖子也都愿意到文物局来。像1977年，文物局向国务院上报《成立“古文献研究室”的请示》，这个就是我起草的。李先念同志作出批示，给予大力支持。我们把唐长孺、唐兰、商承祚、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等这些老专家和中年专家都集中到红楼，整理出土文物，搞研究，传帮带，大大地推动了文物工作。

　　八十年代，我们建立国家文物委员会。我还向局里建议从高校调来俞伟超、张忠培这样的名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我们还与复旦大学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等等。

　　后来张文彬当局长时，也很好地发扬我们这个传统，对专业人员很重视，朱凤瀚就是那时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谢老说，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十六字方针，这话太重要了。十六字方针是我们文物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是最符合文物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的，是要长期不动摇地继续指导今后文物工作。

　　但我们对此研究和认识还是不够，这就要全面学习新中国文物事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国家文物局七十年的历史，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与坚持方针政策是一个整体，历史上但凡机构和队伍比较好时，我们就能坚持正确工作方针，工作上就会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