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

　　丧葬传统，指长期得以延续的丧葬行为或丧葬习俗，它是丧葬思想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对墓葬形态、规模、随葬品等的分析揭示出来。我以前提出早期中国文明演进有北方、中原和东方三个模式，墓葬特征是区分这三个模式的主要依据之一，但对其反映的丧葬传统的讨论则浅尝辄止。

　　李伯谦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及其丧葬习俗的分析，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但讨论重点在仰韶时期；张弛对中国史前葬仪案例进行过较多剖析，但落脚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和权利形态方面；刘莉更早对墓葬形态、礼仪活动等的研究则仅涉及龙山文化。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的龙山时代，将研究重点放到揭示丧葬传统的大地域分异，尝试对龙山时代的丧葬传统及其与文明模式、传说时代部族集团的关系等问题略作讨论。

　　一

　　龙山时代，就是和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文化所处的时代，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之初。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有特殊内涵，即属于这个时代的“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片”，以黑灰陶为主，并且“除齐家文化外，都曾被称为龙山文化”。像彩陶盛行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虽然也在这个时期，但并不符合“龙山时代”的条件，也就不在讨论之列。

　　本文讨论丧葬传统，以对大中型土坑墓的观察为依据，不包括小墓和婴孩瓮棺葬。这是因为较大规模的墓葬，墓室结构往往更复杂，随葬品更多，更有可能体现彼此的差异，尤其是丧葬思想上的差异。

　　从对大中型墓葬的分析来看，龙山时代存在较为一致的丧葬大传统，如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大多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蕴含逝者入土为安、永居地下家园的观念；同一墓地或茔域的墓葬多有共同习俗，排列有序，构成具有血缘身份认同的“族墓地”，反映出祖先崇拜、慎终追远、珍视历史记忆的思想。这种丧葬传统至少自公元前7千纪裴李岗文化时期以来就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绵长延续至龙山时代，成为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辨析，会发现龙山时代墓葬也存在不少区域性差异，大致可以分出三个丧葬小传统。

　　二

　　龙山时代的丧葬传统主要区分为以下三个地区，此外还包含一个特例，即晋西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以下详细说明。

　　（一）海岱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

　　目前所知龙山文化级别最高的墓葬，就是山东临朐西朱封的3座大墓。其中M202小半部已被破坏，墓葬外室复原面积约40平方米，四周有宽阔规整的二层台；内室复原面积约11平方米，内置一椁一棺一边箱，外壁有多色彩绘，华丽讲究；随葬品丰富，有刀、钺、笄及笄首等精致玉器，蛋壳杯、鬶、罍等精致陶器，彩绘木盘，以及绿松石片近千（当为嵌绿松石高级木器残迹）、鳄鱼骨板数十（当为木箱表面装饰或者鼍鼓鼓皮残迹）。

　　M203比M202略小而大体类似，重椁一棺，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椁之间有彩绘木器和25件低火候彩绘明器。最早发现的M1比较特殊，该墓有重椁一棺一边厢一脚箱，棺椁彩绘，随葬品丰富珍贵，级别应当和上述两墓近似，但墓室仅约11平方米，显得过于局促，不排除外室已被破坏，这只是墓葬内室的可能性。

　　山东泗水尹家城的5座大墓比西朱封略低一个级别，墓室面积一二十平方米不等，最大的M15墓室面积约25平方米，重椁一棺，有大量鳄鱼骨板和陶质小圆锥体，当为鼍鼓鼓皮残迹及鼓钉，其余墓葬一椁一棺，随葬精致陶器，也有成套的低温陶，有的墓葬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0余副，但基本不见玉器。此外还有更多3~5平方米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数件到二三十件陶器，以及少量猪下颌骨，基本不见鼍鼓等高规格物品。

　　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大中型墓等级分明，大墓墓室阔大，四边有二层台，有多重棺椁，规范讲究，或许棺椁制度已初步形成。较多精致的黑陶壶、罐、杯和陶鬶，当多属盛酒、热酒、饮酒的配套酒具，还有作为兵器的钺等玉器，作为乐器的鼍鼓，以及精美漆木器等珍贵随葬品，都体现出主人居高临下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礼乐氛围。随葬大量种类丰富的实用陶器或“生器”，有较多猪下颌骨，当为其家族拥有较多财富或者有许多人参加送葬吊唁的反映，阔大墓室和多重棺椁也必须以占有较多财富作为基础。而少量陶明器的随葬，则在强调生死之别。总体来看，东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表现出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海岱传统。

　　早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墓葬中，有些已经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品多达100多件。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焦家墓葬，更出现多重棺椁和大量玉器随葬品。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传统，龙山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

　　（二）江汉地区，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已知石家河文化的最大墓葬，就是湖北天门肖家屋脊M7，墓口面积约6.6平方米，足端两侧有二层台；内室或有木棺；102件随葬品中除1件石钺外，其余均为陶器，并且明显分为二层台上和墓主身旁两组：足端二层台上是62件高领罐类，墓主身侧则有壶形器、小鼎，足下置29件斜腹杯。肖家屋脊M54，面积仅约2.7平方米，但在墓主人身侧分三层整齐叠放99件陶高领罐。

　　按照规模，石家河文化已知大墓仅相当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但不一定四边都有，不很规范。或许有木棺，但与多重棺椁的龙山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又缺乏珍贵随葬品，说明对墓主人的地位高低并未刻意标榜。石家河文化大墓随葬品较多，除墓主身侧的斜腹杯、壶形器、小鼎等可能与饮食或“宴饮”象征相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往往在二层台等位置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实用高领罐类，下葬时或许都盛有粮食或酒等，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石家河文化也有少量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有强调生死之分的一面。石家河文化所表现出的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江汉传统。

　　江汉传统至少可以前溯到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和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平原属于屈家岭文化的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地的较大墓葬，二层台上常放置数十件高领罐等，和石家河文化的情况很相似。但有的墓葬随葬玉石钺等，和石家河文化还是有一定差别。早在属于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湖北京山屈家岭M2中随葬70余件陶器，多为小型明器；枣阳雕龙碑M16随葬猪下颌骨达72副，但却不见其他随葬品，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已经表现得很是清楚。

　　（三）广义中原地区，以中原腹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等地的老虎山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晚期文化为代表

　　已知王湾三期文化最大的墓葬，就是河南汝州煤山M7，墓室面积约3平方米，四周有二层台，内室有木棺；随葬品14件，包括1件玉斧，11件低温涂朱的陶壶、豆等。老虎山文化的大墓、陕西神木神圪垯梁的M7，面积约13平方米，却不见二层台；木棺内一仰身直肢的中年男性，当为墓主人，棺外一侧身屈肢的青年女性；在壁龛有陶器6件，每件上面有一个石器盖。陶寺晚期文化的较大墓葬M2384，墓室面积约3平方米，随葬品仅5件，包括壁龛中的3件陶器和1件玉钺，以及随身玉臂环1件。

　　按照规模，已知中原龙山文化大墓也仅相当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但不如龙山文化的阔大讲究，随葬品很少，但有珍贵品，说明其偏重于表现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并不很在意财物的多寡。尤其神木神圪垯梁墓葬男性墓主人棺外的女性，无论其身份为妻为妾，与墓主人的从属关系一目了然。中原龙山文化墓葬随葬品既有实用器，也有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着意表现生死有别的观念。中原龙山文化所表现出的重贵轻富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中原传统。

　　中原传统至少可前溯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以庙底沟类型之末或西王类型之初的河南灵宝西坡墓葬最具代表性，其大墓面积12~17平方米，墓室以木板封盖，特设脚坑，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0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反映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更晚属于谷水河类型的孟津妯娌墓葬中，最大的M50面积达20多平方米，有二层台，墓主人臂带象牙箍，俨然是重要首领人物，但并没有其他随葬品，依然重贵轻富。

　　（四）晋西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

　　陶寺遗址有6座陶寺文化早期的“一类甲型”大墓，墓室面积约七八平方米，原来应有二层台和木棺，但基本都被毁坏，有大量珍贵物品随葬。以M3015为例，面积约8平方米，有木棺，遭破坏后残存随葬品200多件，包括彩绘鼍鼓、陶鼓、石罄、玉钺、V形石厨刀、彩绘陶壶、彩绘木豆、木俎、彩绘木仓明器，以及猪骨等。其他此类大墓还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等重器。其下还有其他层次不同的大中型墓葬。

　　其中属于“二类甲型”的M2172，随葬品中残存的猪下颌骨就有58副，属于“二类乙型”的M2200，墓室脚端整齐摆放猪下颌骨132副。陶寺还发现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M21，面积约18平方米，四壁底部有壁龛11个，有木棺，还在填土发现一可能具有殉葬性质的青年男性骨架；墓葬被毁严重，但仍残存随葬品100多件，包括彩绘陶簋、陶豆、石厨刀、木俎、猪骨，琮、璧、钺、戚、兽面冠形饰、璜等玉器，有10头猪一劈两半，仪式感很强。

　　陶寺文化的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既有大量玉器、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珍贵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实用陶器和猪骨，饮食共存，礼乐互见，富贵并重，与陶寺晚期文化等其他中原龙山文化的情况有显著区别。究其原因，陶寺文化的形成，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传统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不但其玉器、彩绘器、鼍鼓、厨刀等来自东方，其丧葬思想也深受东方影响。但其墓葬规模和棺椁规制依然无法和龙山文化相比，仍有自身特点。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大墓所体现的有一定特色的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是中原和东方融合的结果。

　　三

　　上述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与我曾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模式，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海岱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海岱亚模式，江汉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江汉亚模式，中原传统对应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丧葬传统本身就是文明模式的重要特质构成，但文明模式还包括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等更多方面，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龙山时代三个丧葬传统的涵盖地域，还与蒙文通提出的上古“三民族”和徐旭生提出的传说时代部族“三集团”的分布地区恰相对应：海岱传统对应海岱民族或东夷集团，江汉传统对应江汉民族或苗蛮集团，中原传统对应河洛民族或华夏集团，这也是饶有兴味的。前人区分“三民族”或“三集团”的主要依据是世系和地域，而不同的世系或血缘认知、不同的生活地域，正是形成不同文化习俗、丧葬思想、丧葬传统的条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自有其真实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