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缔造内涵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涉及建筑工业、冶金工业、纺织工业、交通工业、军事工业、化学工业等各方面,是中华文明与国家智慧乃至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迅猛发展,中国百年工业文明正逐渐消失。
开展全面的工业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增强全社会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意识、加大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和资金保障、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合作。
——贺云翱于2020年全国两会提案
江苏文物:据了解,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您曾负责撰写申报文本,还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做了介绍,能说说这段故事吗?
贺云翱:90年代中期,我调任南京市文物局,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当时建议成立了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从事考古、文物保护的科研工作。
明孝陵申遗,最初可追溯到1994年,由于准备不足,申报没成功。1998年开始,我主持明孝陵考古项目,经过3年低调而务实的田野考古和学术准备,明孝陵申遗再次提上日程。
2000年8月6日,明孝陵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东亚地区协调员、资深的罗马考古学家亨利·克利尔,陪同考察的是国家文物局负责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郭旃先生。克利尔此行,对明孝陵能否进入申遗名单关系极大,有关部门把解说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有关部门领导叮嘱我说,“申遗有没有戏,关键就看你这3个小时的解说了!”我做了好几天的准备,由于当时明孝陵的地面文物较为残破,我将讲解重点放到明孝陵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解读上,有文物的地方讲文物,没文物的地方重点就讲中国古代风水和陵寝规制等背景知识。一席讲解令克利尔对东方文化的神秘和魅力产生了浓厚兴趣。3小时考察结束,克利尔笑着对我说:“你的讲解很有意思!”此后,在南京市文物局和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安排下,我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执笔完成了四万多字、图文并茂的明孝陵申遗文本。
2003年7月4日零时,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南京明孝陵以全票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中国四大古都中唯有南京没有世界遗产的空白。是夜,南京街头一片沸腾,有人还兴奋地放起鞭炮,我也是一夜无眠,深夜还有朋友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明孝陵申遗过程引领我进入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江苏文物:您曾说过“考古学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对美的创造及美的流变”,这句话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贺云翱: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来自于人类对真善美爱的永恒追求。如果要知道“真”,应当去了解科学和逻辑学;要知道“善”,应当去了解伦理学;要知道“美”,应当去了解美学;要知道“爱”,应当去了解宗教学。待到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后,才感觉到通过对人类过去创造的物质文化世界的研究,同样可以去探索人类的真、善、美、爱的世界。
考古学的起点是人与文化及文明的起源。考古发现,历史见证物都真实的诠释了“美是生活”的哲理。也就是说,没有离开对美的追求而能创造出不朽的文化业绩和文明辉煌。人们对美的追求本来就存在于他们的心灵之中,人们是按照美的尺度和方式去创造文化的世界。人类也正是通过对美的不断追求,才能够从原始社会走向更加高级的文明时代。
对人类而言,创造美的活动始终处在流变之中,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这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
“每一代的美却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
考古学不仅仅要去揭示人类有关美的无限创造及其创造的奥秘,而且考古发现的人文之美还作为一种美的遗产让我们产生欣赏、喜悦、惊叹、震撼等种种感情,从而给予今天和未来的美的创造以源源不断的支撑、激励和启迪,这些都是考古学与社会各界所要共同面对的话题。
江苏文物:您是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所长,您给我们介绍下这个所创办的初衷和主要工作吗?
贺云翱:2002年我回到母校任教,着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2003年获得学校批准成立。这是隶属于南京大学,专门进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调查、评价、鉴定、利用、保护、修复、研究、出版的专业机构。
创办它的初衷亦即宗旨是:紧密结合社会及学术发展要求,开展各类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及人才培养,为弘扬中华文明和推进中国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十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支由六十多人、十多个相关学科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专业人才队伍,承担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文化遗产领域的课题,如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历史街区、乡土建筑、红色遗产保护,博物馆内容设计,世界遗产申报,考古勘探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文物修复,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建设规划等等。这些都让我们倍感幸运,也感谢社会各界的信任与合作。我们还创办了《大众考古》月刊、《长江文化论丛》以及“世界遗产”论坛等。
江苏文物:近年来,“公众考古”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普遍重视,什么是公众考古,它有怎样的意义?
贺云翱:公众考古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主要研究考古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当然重点在于要将考古学成果传递给公众。
“公众考古”的兴起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体现了科学与社会的本质关系的正确处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长期实践和持续探索的文明成果,属于整个社会,而不是科学家的私利。任何科学的发现或创造,如果不能回归它的本质,即一定要为民生及社会公众的福祉服务,这种科学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因为它违背了科学的本质。中国“公众考古”的兴起,表明中国考古学者作为学术共同体,普遍具备着这种现代的科学理念。
第二,对考古学者而言,其调查发掘权力实际上来自于公众的委托,我们有责任把相关的发现成果回报于公众。
其三,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公众考古”作为新兴的事业,还在成长之中,需要对内容、形式、途径、方法、工具、效果以及考古界与公众之间如何互动等方面做出探讨。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揭示了从人的诞生到不同文化或文明发生发展的科学事实及其原理、规律等等,它有条件让人们充分享受先人的文化创造,以树立尊重、感恩、敬畏、传承的社会公众道德和文明高度;让历史遗产变成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确保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要迷失自我;让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均衡发展,促成和谐社会目标的逐步实现。
江苏文物: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考古就是“倒斗”(盗墓),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偏颇的认识?
贺云翱:以前我们去田野考古,就有很多乡亲说:“看,挖墓队来了……”。我想有这样的认识,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过去的考古主要是以墓葬考古为主,城市考古也是因为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才有了契机。
第二,以前的考古机构主要是设在博物馆里的,博物馆因陈列需要,强调文物的完整性,所以考古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墓葬考古。
第三,大众对于考古发现的理解有偏颇,认为只有发现了墓葬,出土了完整的金器、玉器、瓷器等才是重大发现,对其他文化遗存的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
第四,一些文化影视作品的流行,比如《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久而久之,人们就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考古就是“倒斗”了。而实际上考古是从实物资料的角度认知古代人文化与文明的一门科学。
考古不是以发现了什么东西体现它的价值,而是以这些历史的见证物为我们探索古代文化及文明提供多少信息来决定其价值的。比如,考古学者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片,那些破碎的小陶片,存在于近两万年前,比之前在东亚各地发现的最古老的陶片还早3000年以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片。这些陶器在人类适应冰河时期严峻气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人类的文化创造能力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与其共同诞生,这是何等的重要!
江苏文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我们应如何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贺云翱:自城市化进程开始以来,我们一直面临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关系的问题。
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到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在我看来,城市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光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有精神的现代化。正如克强总理说的:
“我们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滋润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文明是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正因为有这样五千年的厚重与传承,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在很多灾难甚至是浩劫面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存在。一棵大树有多高,是它根有多深决定的,而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与血脉。想象一下,一棵大树如果连自己的根都不要,它还能长多高、活多久,可能一有风浪它就倒塌了、死亡了。
当建设和保护发生了难以协调的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建设应该给保护让道。文化遗产作为古人的创造,具有不可再生性,后人应该让先人,我们还有更多的空间,科技的进步、现代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难道非要去挤占那些稀缺的文化遗产生存的一隅空间吗?为了发展要破坏,我认为退一步讲在30年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但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容忍的。
我们现在社会产生的很多问题,看上去是经济问题、体制问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精神能力不足。文化遗产是国家与民族走向未来的坚强基石;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建设特色化和谐性城镇的必要力量;是国家“新时代”经济的特殊构成;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所拥有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生态、情感、旅游、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清楚,科技生产力越来越强,而我们的精神文化创新资源却越来越稀缺,这方面的最丰富资源就在文化遗产中。
江苏文物: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取自中国传统元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但却不是“中国造”,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
贺云翱:五四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但并不能奢望速成的恢复我们的文化创造力。我想,对于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性:
首先,政府社会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能充分的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理解历史、今天和未来的本质关系;
其次,要建立健全机制,培育理性的文化市场,提升文化效益;
再次,要充分的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潜心研究,塑造我们自有的文化品牌。
第四,要注重人才的培养,梯队的形成和社会的参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观念形态的儒、释、道文化,还包括考古学家们发掘发现的地下古遗址、古墓葬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各时代的出土文物、博物馆中保存的各类传世文物,包括文化遗产专家们调查认定的名城名镇名村、传统建筑、文化景观、农业遗产、工业遗产、宗教遗产、科技遗产、线性遗产、水利遗产、红色遗产等各类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遗产等。我想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文化遗产观、发展观、现代化观,我们就能找到方向,就能创造世界级的、为众人喜爱的文化项目和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