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华：治水70年——理解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解读，全国上下掀起了四中全会的学习热潮。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从水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今天演讲的关键字是“治”。追溯一下“治”的文字起源，早期的篆文“治”，由左边的“水”与右边的“台”构成，为“修筑堤坝、疏水防洪”之意。也就是说，“治”字最初的字面意义，是通过人为手段疏通洪水，保持良好的秩序，后又引申为控制和管理之意。

　　禹由于治理洪水有功，被尊为“九州共祖”，这是中华文明政治秩序的起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天下大治”、“长治久安”是历代王朝的治国理想。因此，“治”可以视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精义，而治水则是审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把钥匙，治水与治国之间冥冥之中存在密切联系。

　　今天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治国必先治水”，水治理对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非常重要。第二部分，新中国70年治水成就，它被称为“治水奇迹”，我将从不同维度审视这些奇迹，从侧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第三部分，“治水即治国”，中国当代治水的实践对国家治理的启示。“中国之治”反映在水治理的实践中，治水经验也是中国当代国家治理经验。第四部分，如何看待“中国之治”的前景。

　　一、治国必先治水：

　　水治理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意义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四大古文明与水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四大文明均地处大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和居住，都属于“大河文明”。

　　但是水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还有更为重要的含义。中国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特别是形成于两千多年之前的大一统体制，一以贯之延续到当代。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中国早期的统一与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存在密切联系，其中以卡尔·马克思和卡尔·魏特夫为代表的“治水派”学说非常有影响力。他们认为大型灌溉工程对于东方集权主义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治水派”的学说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很多批评，被认为过分夸大了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战争是促使国家形成政体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也提出，解释中国的体制，洪水比灌溉更重要。

　　这些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归结了三个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会选择大一统体制：国防的需要、赈灾的需要和治水的需要。

　　首先是国防的需要。近代著名地理历史学者胡焕庸揭示了中国这片国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自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这条线以东所占的国土面积只有36%，但集聚了中国96%的人口，而以西64%的国土只有4%的人口。时至今日，胡焕庸线仍然基本成立，究其原因，这条自然地理分布线的东南方适合农耕，西北部适合游牧，这是两种迥异的生产方式。在农业文明时代，西北的游牧民族无法自给自足，必须向东南方的农耕民族获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其方式要么是和平时代的贸易，要么是战争方式的抢掠，由此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才有可能抗御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驱除鞑虏”一直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由此战争的需要是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形成的重要解释因素，这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国家理论是相呼应的。

　　其次是赈灾的需要。中国自然地理特点之一是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居世界首位，古话说“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根据历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平均每年有两次大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居世界首位。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发生最频繁的是水灾和旱灾，其中水灾占全部自然灾害发生的50%以上。水旱灾的频繁，是由于中国东南部的国土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每年的雨水基本上集中3到4个月之中，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且时空变异性强，这种水文特性为世界罕有。

　　自然灾害频发威胁农业生产，可能导致饥荒的发生。早在先秦，诸侯国之间订立救济盟约，如果发生灾荒，邻国有救济的义务。但盟约常常被撕毁，由此导致诸多战争。经过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战争，古代中国走向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实现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够有效解决赈灾的问题。

　　第三是治水的需要。由于中国水旱灾害频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认识到治水的重要性，春秋时代齐国的国相管仲曾经有一句名言，“治国必先除五害，五害之中以水为大”，这就是“治国必先治水”的由来。中国历史上，“善为政者，必先治水”，留下了很多地方长官大兴水利的美谈。

　　中国古代治水大体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防洪、灌溉、漕运和海塘。诚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仅仅为了防治黄河的洪水，中国的中央集权就不可避免。黄河不仅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也是最复杂难治的河流。历史上黄河大迁徙共有7次，在4230年间堤防溃决约1580次。黄河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天津，南到南京，泛滥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对中华民族的存续造成极大威胁。因此，治水的需要，特别是黄河洪水，对于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的形成具有重要解释力。

　　总结一下，中国古代之所以形成大一统体制，概因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大规模跨区域的集体行动需要，要求这块国土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解决国防的问题、赈灾的问题、治水的问题。大一统体制在本质上，是中国古代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出于存续的需要，对独特自然地理条件必须做出的制度响应。

　　如果细看三个要素，由于水旱灾害占赈灾的一半多内容，并且战争的起因也有治水的成份存在，大规模跨区域的集体行动需要，其实有一多半可以归为治水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治水的需要。大一统体制的形成，反过来也决定了中国包括治水在内的国家治理赖以进行的制度框架。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治水对于国家治理体制选择缺乏解释力。治水对治国体制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这是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治水文明，治水的历史深刻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征和变迁，从治水的角度可以透视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

　　二、当代治水转型：

　　新中国70年的治水成就

　　下面，将谈到当代中国治水的转型。相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治水主要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现代治水内容日益多元丰富。现代治水需要支撑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社会运行，出现了越多越多的具有分布式特征的问题，并且治理过程与老百姓密切相关。回顾新中国过去70年的治水实践，中国创造了现代治水奇迹，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第一，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对于抵御自然风险、抗洪除涝、防灾减灾和水资源利用提供硬件基础。过去70年，中国的水利工程设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经过新中国70年的建设，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体系，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一大批超级水利工程相继建成。黄河流域开展了大规模堤防建设，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刘家峡、龙羊峡等干支流水利枢纽和一大批平原蓄滞洪工程，黄河洪水得到有效控制，创造了伏秋大汛70年不决口的历史记录。

　　历史上，当洪水流量超过每秒１万立方米时，黄河下游就要决口泛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每秒1万立方米的洪水，但是黄河却再也没有决过口。长江流域大兴防洪工程，目前长江堤防已经达到了6.4万公里，中下游修建了高标准的防洪体系。长江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在2010年和2012年经受了两次超过1998年最大洪峰的考验，为长江流域提供了重要安全保障。

　第二，水资源管理。

　　中国不仅兴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体系，而且在水治理能力方面不断进步。中国的淡水资源量只有全球总量的6%，耕地面积是全球的9%，养活了全球约20%的人口。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用水效率已经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也是世界大国之中用水效率进步最快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水治理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水生态环境治理。

　　当代中国水环境治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水环境问题是21世纪之初中国最棘手的环境问题，经过20年的大规模治理，中国的水环境取得了明显的改善。世纪之初全国III类和III类以上的水质所占河长的比重约为60%，目前超过80%的河长达到了III类和III类以上的水质标准，江河湖库水功能区的达标率由世纪之初的45%上升至目前的65%。同时，水生态治理取得明显进展，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全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7亿亩，上升到目前的19亿亩。

　　当代中国治水取得的成就，作为“中国之治”的一个方面，生动诠释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说明，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不仅能够在古代社会发挥治理效能，而且经过转型升级也能够适应现代治理的需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当代中国治水成就尤其彰显了其中几个方面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举国体制的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解决复杂治理难题的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制度化提高水治理水平的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推动政策不断发展完善的优势。当代中国水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有效运用和具体体现。

　　三、治水如同治国：

　　“中国之治”的基本经验

　　当代中国的治水奇迹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是中国之治背后的秘诀。“治国必先治水”，治水的道理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接下来将分析中国是如何治水的，映射出中国当代如何治国。

　　我认为有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值得总结，这也是治国的基本经验。

　　第一，理念先导，目标引领。

　　中国国家治理体制决定了领导人的认识很重要，领导人注重学习总结，就能够及时掌握先进的理念，通过理念的更新不断提出新的战略目标，进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落实目标，在各种政策工具中规划和计划扮演了重要角色。治国理政的这一逻辑在治水中有明显体现。

　　1998年的长江洪水等事件之后，以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一系列论述为标志，中国治水理念发生深刻转型，从传统的治水观念转向现代治理理念。治水新理念体现在新世纪的治水实践之中，对于当代中国治水成就的取得发挥了先导性作用，有力推动了一系列水法规的修订、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创新政策的出台。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关于新时代的长江治理，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提出长江不要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长江的工作是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在新的治江理念和目标指引下，过去几年里，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合作，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十几个方面的政策文件，为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提供一整套规划计划政策体系，把长江治理推向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问题导向，务实创新。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问题导向，在各种现实挑战中务实应战，在应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进而找到适合国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路径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加总就形成了“中国道路”。这一特点在治水领域有鲜明体现。

　　例如，为应对水资源危机，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着手推动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的各项制度。新世纪之初又与时俱进全面升级了水管理制度，强化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放在突出位置，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加强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制度，重视对水生态环境的保护等。2011年，中国开始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从全世界来看是独特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形成了复杂的三维用水控制体系，也是保障水治理不断改进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代中国面临的水问题复杂多元，挑战非常突出，中国通过不懈的探索和创新，逐步找到了各种难题的解决之道，推动水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和各种水问题的逐步缓解，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有很强的治理效能。在应对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过程之中，也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

　　第三，党政主导，调试管理。

　　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以古代形成的大一统体制为基础，并且融入了很多现代治理的新元素。当代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是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政主导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此框架下，具体管理制度在“干中学”中不断发展完善,很多公共政策经由地方试点试验然后实施推广。中国体制所表现出的优势和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特征。

　　以太湖水环境治理为例。太湖流域水环境长期是个大难题，在中国的七大流域中，太湖水质最差，主要因为湖泊水系的纳污能力和自净能力差，加之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排污量巨大且治污滞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太湖水质不断恶化，到2000年前后，太湖水质基本为劣V类，直到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事件爆发，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下决心铁腕治太湖，开启了大规模的太湖流域水环境整治行动。2007年，国务院组织制定并实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提出了2012年水环境治理目标。方案实施五年，太湖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善，水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年，为了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国务院又组织修编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2015年和2020年水环境治理目标。根据修订后的方案，经过进一步努力，太湖水质总体已由Ⅴ类改善为Ⅳ类，富营养化从中度改善为轻度，连续十几年安全度夏，流域内主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供水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太湖水环境治理充分体现了党政主导，国务院组织制定治理方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和两省一市共同建立治理太湖水环境的协调机制，同时督促监督流域两省一市建立严密的水污染防治制度，推动了大量治太工程和项目的落实。这套制度体系可以从宏观上解释为何太湖水环境治理成效卓著，太湖流域III类以上水质所占河长比例，从2007年的14.3%上升到2018年的42.5%，是同期我国七大流域之中水质提升幅度最大、改善最为明显的流域。

　　第四，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比较容易实现全局性的规划设计和统筹协调，有能力应对综合性强的公共事务。现代经济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必然要求系统治理，中国体制在这方面有潜在的优势。在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中，政府往往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在当代表现为党政主导。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市场的力量迅速崛起，与政府的力量一起，成为支撑“中国之治”的两支主要力量。

　　新世纪以来，水利部不断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开展了多轮次的水权试点和水价改革，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已经成为中国水治理的政策取向。201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设立中国水权交易所，作为交易平台推动水权市场规范有序开展，成立以来累计交易水量28.88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水价制度历经30年改革，已经实现无偿或福利型供水向有偿商品型供水的转变。城市供水基本实现了全成本定价商品化，推动水务产业的市场化不断提升，水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利用市场融资，过去20年中国水基础设施的PPP项目，占到同期全世界总量的一半，很好地弥补了公共投资的不足。

　　农业水价改革也不断推进，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截至到2018年年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累计超过1.6亿亩。很多农村地区探索了灵活水价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节水。

　　水资源属于难以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即使如此，当代中国重视市场机制的运用，并且经过不懈断探索，使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治水体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用水效率的提升，其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当代水治理真正实现了“两手发力”。

　　第五，群众路线，广泛参与。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事实上，群众路线可以认为是中国式民主，强调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

　　在当代中国水治理中，群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例如，为了提高农田水利管理绩效，中国积极推行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组织形式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鼓励和引导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承担直接受益的田间灌排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责任。2005年，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在水利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推动下，农民用水户协会数量增长很快，从新世纪之初的几千家，增长到2010年的5万多家，到现在的近10万家。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用水户协会发挥的作用不如人意，但是用水户协会数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当代水治理对于群众参与的重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由此可见，坚持群众路线和广泛参与，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这方面实施得当，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体制优势相结合，中国的制度优势就会更加显著。

　　第六，依法治国，科技支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高度重视技术的支撑作用，以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这既包括“社会技术”意义上的制度建设，也包括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科技应用。全面推进的法治建设与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和经验。

　　过去30余年间，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现代水法规体系，形成了有力的水行政执法队伍，水利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升。在立法方面，中国颁布了《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抗旱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水利工作的法律依据。在水行政执法方面，政府加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和行政强制等方面执法职权的梳理工作，水利执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2007年到2018年，全国查处水事违法案件从49501件下降到23578件，全国调处解决水事纠纷从9358件下降到27件。在水利法律知识普及方面，每年利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普及水利法制知识。

　　当代中国水治理还广泛利用了现代科技，水利科技进步对水利发展的贡献率达到53.5%。中国的水利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在泥沙研究、坝工技术、水资源配置、水文预报等诸多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举一个现代信息技术在水利领域的应用的例子。中国从新世纪之初就开始将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流域管理，黄河水利委员会在2001年就启动了“数字黄河”工程的建设，目前全国各大流域管理委员会都建成了信息系统平台，大江大河管理已经进入数字治理时代。信息技术还被全面用于水资源利用的监管，目前全国已建成重要取水户、重要水功能区和大江大河省界断面三大监控体系，对全国75%总许可水量进行在线监控，实现了中央、流域、省三级平台互联互通。

　　法律制度建设和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加速了水治理水平的提升。这既是成就当代治水奇迹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中国取得发展奇迹的基本经验。

　　四、中国之治前景：

　　当代中国治水的启示和展望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国家治理体制也随之转型，在保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架构的同时，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治理元素。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元一统”的特征，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加重视法治和民主；在充分发挥政府力量的同时，注重吸纳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多元一统治理，可以视为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融合的体制，也是适应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渐进演化的结果，并在应对现代治理问题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样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教授也指出：人类社会不存在“万能药”的制度，制度是多样的，如同生物多样性，特定制度的成败取决于这些制度与当地的条件是否匹配，需要增进对复杂和多样性制度的理解和保护。

　　中国的传统智慧与制度多样性理论是高度契合的。“南橘北枳”和“刻舟求剑”的故事说明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有因时而异的智慧。中国在漫长的治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比如“统筹兼顾”、“因势利导”等，这些治水经验也成为了治国的智慧。

　　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建立适合自己的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深层次动因，乃是中国探索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成功解决了自身面临的治理问题。中国探索建立的一些制度与西方是迥异的，但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并且管用的。例如，诞生于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事件中的河长制，经过十年在全国范围的试验，陆续被多地证明有助于改善水治理，特别是水环境治理。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河长制，目前全国31个省区均已经建立河长制，30多万名党政领导干部被任命为河长或湖长，通过制度建设有力促进了跨部门协作、跨层级协作和跨行政区协作等水治理难题。尽管河长制的可持续性在学术上还有一些争议，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在现阶段该制度是有效的，对于江河治理提升和河湖面貌改善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河长制是中国探索建立的众多水管理制度之一，是中国水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中国是在应对多重水问题过程中，探索适合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国情特征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水治理体系。尽管中国的水治理体系目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例如过于依赖政府行政的力量，市场机制的运用存在很多障碍，人民群众的参与比较有限，水治理的法制体系不够健全等，但从总体来看，中国水治理体系是和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展现出了较高的治理效能。

　　我们再以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为例，看一下中国水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2010年，笔者曾经定量计算和预测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分四大类和十个水利发展指标测度水利现代化的综合实现程度。2010年时，预测2015年水利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约为56%，通过2015年实际数据测算，其综合实现度为65.7%，比预测值高了15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安全性需求保障程度现已经达到了85%，比预期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其中，水旱灾害的控制已经提前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水旱灾害损失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0.25%，低于发达国家的0.5%。经济性需求的保障程度已经达到了68%，远远高于54%的预测值，正是因为我国用水效率的快速提升。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中国水利现代化水平呈现加速提升态势，按照这个趋势，水利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预计在203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90%，即提前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这个例子再一次说明，中国探索形成的水管理制度和水治理体系是有效的，在推动中国的治水实践过程展现出高的效能。

　　当代中国的水治理实践，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印证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判断：“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以上关于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反映了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乐观前景，也增强了我们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信心。

　　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演讲。当代中国的水治理转型和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新中国70年的治水成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预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当代中国的治水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和中国自信，启示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治水之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古老的治水文明必将焕发新的青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