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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1929年生，山东青岛人。文物学家。1949年，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留系工作，1979年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现为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中国圣火》《从历史中醒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
今年国庆节，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即将由中华书局付梓，我去拜访他。老先生高兴地谈起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考古工作的讲话，还拿出不久前的《光明日报》读给我：“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这话说得太深刻、太精准了！”孙机先生说，不仅要把我国的考古发现研究透，而且要让古代的社会生活活起来，这里面包含着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信的目的是加强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我们考古工作者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
要由小见小，也要由小见大
年轻时，孙机曾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那时，他的学术兴趣是探究事物的来历，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回想几十年的学术之路，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孙机的研究一直与“物源”息息相关，他也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念想。
这些年来，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们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东西，学界一直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慢慢被湮没在历史里，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它们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霞帔坠子，一个是三子钗。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坠子，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图片发表时，尖朝下，有人认为是香囊、银熏或佩饰。对照明代典籍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叫霞帔坠子，应该尖朝上。霞帔是从肩膀上垂下来的飘带，帔底下就是个坠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的发展，到明代，霞帔及坠子的佩戴规定已经严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员，霞帔上坠金帔坠；六品、七品，缀镀金帔坠；八品、九品，缀银帔坠。霞帔坠子这个小物件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舆服制度的一个侧面。
三子钗的辨识也很有意思。三子钗多为铜制，一般长15～17厘米，当中为长条形横框，两端为对称的三叉形；有些出土文物，居中的一股再分为两叉，且与两侧的两股分别弯成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闭的弧圈。最开始有人把这认作搁笔的支架等物，后来在一具未被搅动的女性头骨上端出现此物，才给人启示，这可能是妇女用的发饰。
讲到这里，孙机拿出他的旧作《从历史中醒来》，翻到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女神像，头上清清楚楚地戴着这种发饰，“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无疑这是一种发饰，但是叫什么名字呢？这就需要到文献中去找答案。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物件是三子钗，又名三珠钗”。
孙机说，这些只是“由小见小”的例子。霞帔坠子也好，三子钗也好，都是些小物件，把它们说清楚了，也只是说清楚了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仅要“由小见小”，而且要“由小见大”。一件东西说清楚了以后，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有新的认识。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方说，西汉初年社会上普遍谴责秦始皇的暴政。在秦始皇的诸多暴政当中，有一个叫“头会箕敛”，是说秦军拿着一个像簸箕一样的东西去老百姓家随意敛收粮食，供给军费，遭到老百姓的抱怨。前些年学者在山东博物馆发现了一个铜箕，上面铸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这是个量器。从秦往下，到汉朝，虽然没有发现这类实物，但是发现了它的模型，就是出土的一套量具，跟斗、升等一块儿，还有一个箕，那么这个箕就是一个量具。从秦往上，战国甚至商代都有这种量具。所以说，中国古代量器当中有箕量，文献上也这么说了。这样的话，不管老百姓怎么抱怨秦暴政把收粮食的比例定得高，但是不可能说拿着簸箕随便就装，装完就走，那就不是政府行为了。所以，这个“头会箕敛”就是当时汉初的人谴责秦朝的时候说得比较夸张的一句话。出了这个箕量以后，事情就可以搞清楚了。
通过这件文物可以把秦朝赋税制度说得更清楚。这个东西的发现就是对文献的一个补充说明，也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说明，它这个是“由小见大”的例子。
孙机又举了个例子，是宁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这个漆棺上画的是中原的二十四孝图，但人物都穿着鲜卑装，两种文化都有体现。孝文帝改革以后，不仅改穿汉服，而且把籍贯都改了。原本他是今天大同那一带的人，籍贯改成了洛阳，而且不许再说本民族的鲜卑话，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感，导致他的亲儿子都反对他，后来就反叛了。固原漆棺画早于孝文帝改革，使我们对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从而对改革的全过程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让古代的社会活起来
全盘整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遗产，目前还很有难度，尤其唐代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想要穷尽几无可能，但整理一个朝代还是有可能的。孙机选择了以汉代作为横切面，先让一个朝代“活起来”。他的尝试，主要就体现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里。
汉承秦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历时400多年。从国家层面而言，其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相对成熟，可以作为一个横断面去研究，而且汉代的文献相对有限，下点功夫，可以将现存的汉代文献通读。再者，汉代文物层出不穷，可以与文献相互印证、互为表里。投身汉代文物与文献的世界，就有如走进一条可以历览汉代众生相的大画廊。
孙机的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研究，既包括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内容，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内容。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这本书里，孙机把汉代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事物，分成了100多个小题目，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冶金、采矿等生产生活方面都包括在内。
对这些汉代物质文化资料的每一个方面，孙机都会从基础讲起，细致梳理源流。比如，纺织方面，先讲桑、麻、蚕丝等原材料，然后讲纺织用的各种机具，再讲由这些原材料织成的面料——锦、帛等，然后讲刺绣、染色、印染等手段，进而介绍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样的纺织品。讲完纺织之后，就讲衣服，怎么剪裁、怎么穿，再讲首饰及其他。又比如，农业从耕地说起，然后说播种、灌溉、五谷等。看了这本书的人，就能从根儿上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过去，有的国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这就是说，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物质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还有的国家，把考古学科放在人类学里，主要侧重于史前史，就是人类进入文明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层位学、类型学的方法对具体的物质进行研究。人家说苏秉琦先生闭着眼睛摸陶器的口沿，就能知道它是早是晚，因为他对类型学太熟悉了。但考古学在确定文物的年代之后，还要复原社会面貌。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复原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让它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孙机说，通盘看中国历史，尧舜以前的历史比较渺茫，三代以后就比较具体了，有文字以后的历史是重点，通过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具象很多。
实物和文献记载结合，是孙机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指考古的文献和传世的文献相印证。现在的二重证据，是要将实物和文献相结合，这样就能把历史事件解释得更活了。这些更活的材料，就不仅是二十四史、十三经这些传世材料，还有考古发掘的古代话本、文书等各类文献。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只要是真的、可靠的，与器物研究有关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拿来互相对照，扩大印证的范围，使古器物和古文献“打成一片”。
呈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孙机专注于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他说，今年这本《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这是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
从横断面来说，孙机的研究考察了汉代基本物质文化资料，从纵向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但是他谦逊地认为，即便如此，自己仍没有能力将各个断代的物质文化都以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那样的方式研究出来，其他时代的研究只能有待来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见小’‘由小见大’，或者考古和文献相结合，还要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究，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这就不是理清几件文物的名称和用途的问题，摊子还要铺得更大”。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加了解、热爱祖国的历史，而且能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动力，“我们说考古对社会有用，不是说考古能为今天的社会生活直接提供一个什么新技术，而是说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进而加强爱国主义”。
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明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有学者研究，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中国的GDP还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原来只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其实，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影响了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指出，中国有70项发明曾经领先世界，后来传到了欧洲。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马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孙机对古车做了大量研究后认为，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完全是两个体系，差别极大：从构造上说，有大轮、小轮之别；从系驾法上说，有轭靷式系驾法和颈带式系驾法之别；从性能上说，有用于车战和用于运载之别。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双轮车的辙痕，从考古上证明中国此时已经有车。《尚书·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应该是可信的材料。誓词中对作战的具体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能进行车战。一辆车上配备了车左、车右、御手等三名车士，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可见此时战车兵已经有明确分工，车战战术已经规范化。如果所驾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战车，则不仅不能正常发挥其战斗力，也积累不起足以上升为军事条令的战斗经验。中国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亚、西亚马车出现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车型而中国紧随其后的情况。
从系驾法方面考察，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大相径庭。系驾法是将牲畜拴在车上，使之充分发挥拉车的能力，易于接受操控。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了两辆铜车马，全副挽具包括像繁缨这类细节，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中国古代的系驾方法从而表现得清清楚楚。这辆车由两匹服马所负之轭的軥上各引出一条靷绳来拉车，而且在轭肢外侧还附上加固杆，证明这里确系拉车的主要受力之处。两靷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将此环与轴的中心缚结。拉车时，马肩胛前的轭受力，两靷传力，完全不影响马的呼吸，这就是“轭靷式系驾法”。再拿它与商周车马坑出土的遗物相印证，可知中国先秦古车的系驾法实为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
西方则不然，那里的古车是用颈带将牲畜的颈部固定在衡上，牲畜拉车时由于颈部受力，通过衡和辕拽动车子前进，被称为“颈带式系驾法”。由于颈带压迫牲畜的气管，牲畜跑得越快呼吸越困难。无可辩驳的史实是，到公元8世纪，欧洲的马车才放弃了颈带式系驾法。
孙机又举了球墨铸铁的例子，1947年，欧洲的冶金专家才研究出现代的球墨铸铁技术。球墨铸铁比一般的铸铁强度更为增加，机械性能也更为改善。让人惊讶的是，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西汉铁器里，就检验出发育良好的球状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现在的国家标准。虽然那个时候的球墨铸铁工艺还不成熟，但对我们总有一些借鉴意义。
它虽然不跟现在连接，但把它的古代社会就搞活了。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古代社会，那么有秩序，不是那么乱，而且技术又那么发达，很多文明我们都处在世界前列。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北大，孙机最亲近的老师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诉他，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而且要读有用的书，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会有很多“触角”，这些“触角”会触及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就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
宿白先生1957年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让孙机印象深刻。这本书不仅把壁画中反映的历史说得很清楚，而且文字生动，书中引用的文献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在他看来，这与宿白先生原来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事有关。孙机一直谨记宿白先生的教诲，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也常常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虽然读书很少有直接的发现，但读得多了，把各种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如此慢慢积累下来，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
学考古的学生都会上考古绘图这门课，孙机也受过这个训练，而且特别重视。在他的著作里都配有他自己画的线描图。孙机说，从年轻时试写论文开始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这么多年积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的线描图。画图不容易，有的时候，他吃完晚饭就坐下来开始画，等画完了，抬头一看，天都亮了。现在印刷条件好了，很多考古、文物图书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线描图了。但孙机认为，线描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现的细节刻画得更清楚。这次出版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有近20幅线描图因为原版的效果不太理想，是他重新画的。他觉得，如果不重新画，就那样黑乎乎地印出来，太对不起读者了。
如今，“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说法很流行。孙机说，“大众考古”不是让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让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识。地下文物归全民所有，进行发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否则，即便是在自家院子里发现古墓，也不能任意发掘。考古学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不为政府工作的话，那就是盗掘了。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应该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术或方法。
今年已经91岁的孙机，仍然关心着当下的考古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向前看，考古学不是让人们往后看，而是让我们增加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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