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专家王恺：解读土层下的汉代无字书

　　土山汉墓，一部读不尽的历史大书，读之不尽的不仅是其中正待解开的诸多历史密码，还有其延续50年漫漫考古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特别是对1977年首次发现土山二号墓的考古专家王恺来说，今年85岁的他，其考古生涯中一个重要愿望便是土山汉墓考古工作能够在他有生之年获得圆满的成果。

　　王恺1935年出生于沛县一个偏僻农村，自幼家贫，在乡村读过一年私塾，1955年就读于徐州六中，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为全乡第一个大学生。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个成立考古学系的高校。今年，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被网友喷“没前途”而引起热议。王恺曾向记者形容考古之苦：“考古界有个顺口溜：考古考古，蹲坑挖土，遇见古墓，还得剔骨……骨架在地下埋了上千年很疏松，剔起来非常困难，趴在地上工作常累得爬不起来。”

　　1977年3月，王恺从洛阳调回家乡的徐州博物馆工作。徐州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目前已发掘、发现了9处20多座王级大墓，而上世纪70年代的徐州，除了文献上的记载和不多的文物，没有更多的考古成果可以证实徐州两汉文化的丰富性。

　　土山位于徐州博物馆后部，刚调到徐州的王恺看到硕大的于1970年发掘过的土山一号墓的封土堆，一个问号在脑中产生：这么大的封土堆下仅埋这么一个小砖墓吗？况且墓又不在中心位置，土山应该还有一座更大的墓。

　　回到馆里、睡在床上、吃饭的时候，土山的谜团一直在王恺脑中翻腾，他向馆里建议对土山进行钻探调查，很快获得了批准。这年5月，王恺从洛阳请来曾经的同事庞振河，带着徐博几位年轻人在土山探墓。

　　他们的工具主要是洛阳铲，此铲因古时洛阳盗墓人发明而得名，铲头呈半圆状，绑定在一根竹竿上。其原理是将铲插到地下带出泥土，通过分析泥土的性状判断有无墓葬。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一个月，土山二号墓就被找了出来。“洛阳来的考古专家小铲找大墓”的说法在市民中间流传。

　　试掘期间，为了确保安全，王恺白天黑夜都守在工地，晚上住竖井西侧搭的茅草庵子里。那年入冬后下了一场大雪，差点把他的庵子压塌，他的被子、头发上都落了雪。考古发掘中还有一次惊险，某天南京博物院专家来看土山汉墓现场，王恺顺着土坡边走边介绍时，突然滚下山坡，幸被一辆铲车挡住没有落入悬崖。

　　汉代的厚葬风导致后世发现的汉墓“十室九空”。徐州近年发现的汉墓皆在古代被盗过，墓主的判定给考古人留下千年谜题。1970年徐州土山一号墓被发掘后，考古界根据墓葬形制、封石上“官十四年”刻铭推测墓主为在位14年以上的东汉彭城王的王后，因而土山汉墓被认定为彭城王墓，于1982年被认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发掘条件不成熟，土山二号墓很快被回填保护。2004年，土山二号墓发掘工作再次启动，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徐州博物馆主持发掘。

　　2014年5月，时年近80岁的王恺想到自己曾在30多年前土山二号墓黑暗的耳室中摸到类似佛院经幢的石物，在《后汉书》中看到东汉第一代楚王刘英自杀于永平十四年，这个年份与封石的“十四年”相吻合，他分析土山汉墓墓主不是某位彭城王，而是东汉唯一的楚王、因崇佛闻名又因佛获罪的刘英。

　　目前，徐州发现的两汉王一级的汉墓有9处，只有龟山汉墓因一枚龟印判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其他几处王墓的身份都有争议。毕竟，没有确切的实物为证，仅是揣测。王恺曾通过《彭城晚报》专题讲述了自己的推测。

　　刘英为汉明帝异母弟，“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有人告刘英逆谋，刘英王位被废，迁徙到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城）。后自杀，十数年后改葬彭城。王恺认为，墓中封石上的“官十四年”是指楚王刘英自杀时的年份“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后汉书》里也有天子派谒者迎接刘英灵柩、改葬彭城的记录。

　　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考古界的巨大反响，赞成者、反对者皆有。无论怎样，王恺在土山汉墓墓主身份未能真正揭开之前，为考古工作又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研究方向。2014年11月，王恺为了求证自己的想法，在徐州工会职工马晓虹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去安徽径县刘英的自杀地考察走访。

　　马晓虹因文博工作与王恺相识20余年，二人合著出版的《楚王珍宝知多少》获得过“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马晓虹说，泾县行中王老查阅了《泾县志》、考察了当地古塔碑文，老人家认真执着的精神令人感动。

　　徐州考古工作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飞跃式发展。这其中，留下了王恺的许多足迹。徐州博物馆青年职工岳凯介绍：“在王恺老师4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共清理发掘墓葬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两汉文物，为徐州两汉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王老师还长期无私提拔后学，为县（市）区培训文物干部，带出了多位有建树的文物工作者。”

　　“我是农民的儿子，劳动不怕，吃苦不怕。人生几十年，总要给社会留下点什么，想做成特别大的事情不容易，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就是贡献。”王恺秉承着中国文人的风骨，一生坚持“搞考古的人不搞收藏”，认为“这是考古人的职业道德”；他曾反复八九次、历时3个月从群众手中征回民间的文物，对于他人的赞美，他强调：“任何一个工作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都是很多人共同的成果、大家的努力。”

　　王恺提交的《关于抢救土山汉墓文物》《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文物保护刻不容缓》等提案，均受到重视，也推动了徐州考古事业的发展。他曾多次做客央视，在《王陵疑云》《走遍中国》《王陵发现者》《王陵之谜》等纪录片中介绍徐州的汉代考古成果，引来各地媒体、游客的探访热潮。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以“敏于行而讷于言、楚人的坚韧、深厚的考古学素养”等三点来总结年长他12岁的学长王恺的性格。信老在王老的回忆录《叩开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序言中这样总结：

　　“王恺先生辉煌的考古人生几乎都是在徐州度过的。他的主要成就，如对苏北地区汉画像石的开拓性研究，土山二号墓的勘探和确定，狮子山楚王陵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全部都与汉文化有关，而后者无疑是他考古人生辉煌的顶点，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性格的三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王恺先生就没有徐州文博事业今天的繁荣。王恺先生的考古人生，是无愧于人、无愧于世、无愧于家乡的辉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