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彬彬:1959年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寻访我国5000多个传统村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
岳麓山下,一座老建筑的顶楼,记者见到了刚结束田野调查回来的胡彬彬教授。
年过花甲,胡彬彬还是喜欢经常带着学生去做田野调查;一年中,至少200多天待在村里。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胡彬彬的工作始终处于满负荷的状态,他以平均每年不少于140个村落的节奏,累计寻访了50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
“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叙,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
“传统村落承载了无数历史文化信息……”胡彬彬甫一张口,便是老本行。
他的办公室立着一根挑柴的纤担:高约2米,中间似扁担,两头像弯月,木头制成,两头扁担与弯月处的连接处用竹鞭编成的图案十分精美。这是他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侗寨里带回来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劳动工具。
胡彬彬给记者讲述了来由。山里的侗寨建筑别具一格,屋门只有闩,没有锁。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门打猎、砍柴,就会将纤担斜放在门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门前放置的可能就换成竹篮,或挂上一根纱线。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古人对劳动生活的态度,这个纤担里都有答案!”胡彬彬说,“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叙,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但文字记载非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广阔无边。”
坚持近40年的田野调查,胡彬彬“白天找实例,晚上找文献”,不断有新发现。
2016年,胡彬彬和同事刘灿姣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壁画作品之一——水龙祠壁画。壁画面积达到380平方米,比此前《中国美术史》中记载的77平方米最大壁画大了几倍,对瑶族文化研究有极大帮助;在对湖南靖州发现的“群村永赖碑”进行考证后,他又用一年半时间,走访调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五县的24个苗寨,最终写出《靖州“群村永赖碑”考》,确证此碑为目前我国古代较早的、具有完整立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几十年来,寻找“活”着的文化,在传统村落中“寻根”,是胡彬彬不变的信念。当胡彬彬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存于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厅堂,摩挲着家居实用器物,那些濒临倒塌、破败废弃的牌楼、族氏宗祠的梁柱、门扉、窗棂,成为他一次又一次创新性研究的灵感来源。
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满族乡东、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南湾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述,在下乡途中感受越来越清晰”
世代居于湖南双峰县的胡家人,基本上只从事两种职业: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小知识分子家庭——胡彬彬这样定义他的成长环境。小时候,他接触的是家族里藏的几万卷古籍、书画;再大些,他跟着行医的叔爷爷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叔爷爷治病不收钱,作为报答,那些村民会偷偷塞个鸡蛋、一块红薯给年幼的胡彬彬。“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美德,就这样植入幼年的我心中。”
1978年,胡彬彬进入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邵阳学院)学习。毕业后,胡彬彬进入邵阳市政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的上级是个“泥腿子干部”,常带着他下乡。“鸡栖于埘,柴门犬吠,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述,在下乡途中感受越来越清晰……”胡彬彬说。
那时,胡彬彬开始大量撰写与村落、文物、工艺有关的论文。2001年申报文博与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胡彬彬是唯一一位以公务员身份、破格获得此系列正高职称的获评人。他后来也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胡彬彬说,“从参加工作起,传统村落就是我魂牵梦绕的领域,这个广阔的天地并不比任何书斋逊色。”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研究与振兴,正面临新的机遇”
2003年,胡彬彬来到中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终于不再是一个人战斗了。”在中心,胡彬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课堂、在书斋、在文化现场。在课堂或书斋,需要签到、打卡;去文化现场,要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拉网式考察;或者是时间不定的主题任务,发现新情况就即刻开展深度调查。
那时候,胡彬彬发现自己的研究正面临一些挑战:不断加速的城镇化,使得传统村落在不断消失……
“每个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胡彬彬说,亲临现场,才能获得一手信息,他和团队的研究从实物资料和亲临现场实地调查着手,完全靠双脚“走”出了研究成果。
近40年来,他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时常青灯伴孤影伏案劳作……胡彬彬写下300多万字的考察札记,拍下近20万张数码照片,手绘近千张传统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究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8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