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莉莉：非遗活态传承，重链手工艺和现代生活需求！

　　章莉莉，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副主任兼运营总监，上海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非遗传播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非遗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理事会理事，出版《地铁空间设计》等十余本专著及教材。

　　目前致力于非遗活态传承与跨界创新实践，推进上海对口援建地区的非遗扶贫工作。负责上海大学承办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以及上海大学传统工艺工作站等项目执行。2018获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获2018“非遗年度人物”提名，获2019中国传统工艺振兴“非遗活力致敬人物”称号，获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度优秀专家”称号。

　　《设计》：您是在何种契机下开始参与“设计扶贫”项目的？非遗是不是都带有扶贫的性质？

　　章莉莉：记得是2014年底，我们开始策划“羌绣传承与创新设计”活动。2015年1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后简称PACC）推出“羌绣传承教学活动”，邀请四川省阿坝州的90后羌绣传承人张居悦到PACC驻地交流，展开一系列研究生课程、沙龙活动等。研究生们初次感受到传统工艺中蕴含的美和力量，被羌绣自然纯真的生命力所吸引，对其中的图案、针法、色彩感到新奇。我们为张居悦梳理出羌绣最具识别特征的“转转菊”、“羊角花”，这两个图案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基础。这次活动帮助她找到了“羌绣文创”开发的大门，产品在网络销售量很好，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当地羌族妇女增收，成了名副其实的“羌绣网红”，随后在当年北京双创会上她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

　　2015年4月，PACC携手公益组织稀捍行动合作继续推出“羌绣传承人与设计师跨界交流系列活动”，根据教学目标首次启动了法国设计专业研究生、中国设计专业研究生、非遗传承人共同交流创作的“羌绣工作营”。这两次活动成为日后五年里我们不断升级迭代的“设计师与非遗传承人创界创新教学”和“国际创新设计工作营”的1.0版本。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为“传统羌绣走进现代生活找到出路”，借助10位著名设计师的视野和创意，让更多年轻人喜爱非遗，同时为设计学科注入中国能量。“羌绣工作营”跨界孵化出一系列当代羌绣作品，其中一件“大山之托”法式羌绣大礼服，耗时两个月，通过紧锣密布的协同合作方式，最终在法国巴黎高定时装周上发布展出，赢得了国际时尚圈对中国传统刺绣的关注和喜爱。

　　由此回头看来，我从事“设计扶贫”的工作是从“非遗传承”的角度切入的，从帮助大山、高原、边疆等贫困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提高眼界、提升能力开始，通过高校设计教学等创新模式，吸纳更多设计师和品牌共同介入，找到非遗新品孵化模式，让传承人与设计力量保持长期合作，得到更多订单和发展机会。

　　《设计》：您参与“设计扶贫”工作多长时间了？您具体开展了哪些项目工作？

　　章莉莉：从2014年底到现在，算起来有五个半年头了。期间共计举办11次整建制非遗扶贫教学班，为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带头人培训和基础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包括4次青海果洛研培班、3次新疆地区研培班、1次四川阿坝研培班等。

　　不过真正将工作重心聚焦到“非遗跨界创新设计”助力精准扶贫，要从2017年底的“贵州遵义扶贫研修班”开始。之前的18个班更多聚焦在传统工艺振兴方面，从这个班开始我们集体思考如何让传承人回到家乡带动增收。因此前18个班的综合创作目标是设计制作好作品供展览传播，这个班的目标是设计有市场、能销售、好制作的产品，供贫困地区传承人通过传统工艺技能带动就业增收。扶贫班围绕赤水竹编、遵义藤编项目展开，在综合创作课程期间，设计师与学员们合作了竹编礼服、竹编皮带、藤编旅行箱等新作品。

　　课程结束后，我们为推进“赤水竹编”、“遵义藤编”跨界设计项目进行了四次回访，可谓是“四渡赤水”。通过组织学员与品牌企业牵手合作的方式，不断研发非遗跨界新产品，这里介绍其中两项“非遗+老字号”跨界扶贫案例。

　　第一项是2019年11月在进博会期间推出的“凤凰自行车+遵义藤编”合作项目，在进博会展览期间受到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当时PACC和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共同策划这次跨界项目，采用遵义藤编制作自行车的前车篮和后书报架，形成了田园自然风的城市自行车。今年传承人马毅通过半年时间，终于带领当地人完成了首批藤编前车篮的生产制作，八月凤凰自行车线上平台正式发售了藤编自行车。

　　第二项是2020年4月在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推出的“哈氏食品+赤水竹编”合作项目——“竹报平安”海派点心竹编礼盒篮，受到了市场强烈的反响和好评，目前已完成两批订货。竹编篮的制作由当时研修班学员卢华英牵头，带动当地贫困户参与制作。传承人通过两批订单的生存制作，在整合生产线和提高量产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两个项目通过策划设计组织，将老字号企业的发展与非遗扶贫结合起来，为老字号提供更多文化内涵，同时通过老字号企业的订单，带动当地家境贫困的手工艺从业者增收就业。今年九月推出了格萨尔“英雄史诗”限量钢笔套装，这是果洛非遗“格萨尔文化”与英雄钢笔跨界创新扶贫新模式。下半年还将逐步推出果洛牦牛绒家居系列产品、赤水竹编文具系列产品等。

　　《设计》：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章莉莉：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设立的，以高校知识服务社会、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教学研发机构，也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创新设计教育基地。围绕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资源，培养创新教育人才为目标。近年来在非遗手工艺传承与创新、城乡公共艺术研究与实践、展览策划设计与运营进行实践探索，推动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设计》：在参与扶贫项目的前后，您对“扶贫”这件事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章莉莉：我是通过学校承办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教学组织和实践，开始有机会与来自中国各地的传承人接触。其中有很多传承人来自中西部地区，包括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等，那里民族文化资源丰厚，地理环境多为高山和高原，分布着很多贫困县和贫困村。

　　通过一个月的非遗研培教学，学院师生和传承人逐渐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创作团队，我们可以很真实地接触到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他们珍贵的传统工艺。在暑期里我们对非遗学员们进行回访，走进山区、高原、盆地，走进贫困学员们生活工作的空间。正是如此，我们才真正地理解了他们的处境，懂得了他们的需求，思考如何帮助他们用自己的传统技艺和勤劳双手来改善生活。

　　传承人们往往由于缺乏与外部沟通的途径和技巧，无法为自己的手艺找到市场渠道。于是，在研培班结束后，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并未停止过。组织学院师生、设计师、品牌企业、社会团体，协同合作，通过现代设计帮助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对接合适的市场渠道，慢慢找到传统工艺在现代市场中的新用途和新价值。“扶贫要扶志”，有了市场需求和稳定订单，传承人就通过手工技艺创作增加收入，也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气和文化自信心。

　　《设计》：在您看来，设计参与扶贫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章莉莉：设计是人类组织社会资源，通过新产品、新模式、新渠道等，让资源产生更多社会价值的创造性行业。设计介入传统工艺的扶贫路径，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让传承人们受益。设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就是链接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让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我觉得，一个从事设计行业的人，需要有“一颗中国心”和“一双国际眼”。学习西方的设计历史、设计理论、设计方法、设计流程等技能知识，最终是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的。我们不能在学习西方设计体系中所迷失方向，因此，我认为设计师们应当有“一颗中国心”。

　　此外，设计所包含的不仅限于视觉范畴，有时候更倾向于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设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面对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设计一套现实有效的文化模式、制作流程、营销链条、传播方式等，整合视觉为主导，并以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体验为延伸的方案，用来推动社会进步，是现代社会对设计更广泛的理解。“设计扶贫”正是用创意人力资源，在人类特定的历史阶段，帮助社会整体发展的有效方式。

　　对非遗传承来讲，设计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年轻人喜欢非遗。通过设计将传统工艺在过去比较保守的面貌，在保留其核心技艺的同时，与现代生活需求结合，形成符合现代审美的传统工艺新产品。让手工技艺得以保留，让贫困地区的非遗从业者增收。我们为青海省果洛州创作的“格桑花”藏银锻造服饰系列，就吸引了许多潮酷年轻人的目光，传统也可以成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

　　《设计》：您所帮扶的非遗项目涉及众多不同的工艺形式，您如何做到在如此差异化的工艺门类中自如切换？

　　章莉莉：近年来我所接触的非遗项目，都属于“传统技艺”或“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比较熟悉的是染织绣类、竹艺木雕类、金属锻造类。虽然这些非遗项目所涉及的材料和工艺都不同，但是都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手工艺的共性。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都可以和现代工业制造相结合，升级迭代形成新一代文化产品。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并进行改良提升。

　　如何做到切换自如，我想那就是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作为高校教师，我和学生接触得比较多，教学相长是很自然的互动状态。非遗传承人来到高校，教和学的角色关系，同样是实时切换的。在讲座授课时，传承人是学生；在综合创作时，传承人是老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传统工艺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我想很多跨界设计师们也是同样的。当然在设计阶段，传承人们可能就是学生和合作者的角色。

　　五年来我们培训了600多名非遗传承人（群），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多种传统工艺基本知识。看得越多，就理解的越深刻。加上这几年的调研和实践，指导跨界设计的能力就自然形成了。

　　总结起来，跨界融合，保持学习，心态开放，永远是创新设计的重要前提。设计师们需要掌握传统工艺的技艺特征和基本规律，才能有效地进行设计创作。我们组织“设计师培训课程”，就是为了让设计师理解非遗，懂中国文化，传递非遗之美。

　　在中国非遗法中，将非遗划分为十大门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遗公约》中，将非遗划分为五大门类。“传统技艺”或“传统美术”属于非遗项目，另外还有民俗节庆、文学、音乐、戏曲、医药、体育等。2018年我们曾与徐俊导演共同策划创作了《白蛇惊变》非遗跨界音乐剧，将不同门类的12项非遗融入当代音乐剧，加上《白蛇传》本身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属于民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是真的打通了各类非遗的一次整合创作。

　　《设计》：做设计师和传承人之间的“翻译”，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章莉莉：我的确经常穿梭在设计师群体、传承人群体、学生群体、品牌群体之间，每个群体之间的协作都是跨界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专业优势，对于专业之外的领域可能只是初级认知。所谓“跨界”，就是突破群体的专业优势和认知边界，在未知的新领域创造新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

　　设计师群体一般生活在大城市，我们所帮扶的非遗传承人群体大多在偏远民族地区，试想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导致大家的审美、意识、思想都是有所差异的。所以设计师与传承人的合作中，常常发生一些有趣的理解偏差，或者审美偏差，或者文化偏差，有时候甚至语言也不同。所以“翻译”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创意、思想、顾虑、难点等。“翻译”的价值往往体现在一个跨界项目受到阻碍时，通过有效“翻译”推进项目顺利完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跨界项目的成功完成，是两地文化交融的一个成果表现。

　　我是上海人，设计专业出身，为了更好地理解非遗项目和传承环境，我们在承办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同时，经常在寒暑假期间回访传承人，来到他们家乡，考察当地的非遗项目，走访了青海果洛、贵州赤水、四川阿坝、新疆喀什等贫困地区。五年来我飞了约100次，考察了近30多个城市地区，从西南边陲小镇到五千多海拔的高原牧民贫困村，我理解了中国的自然和文化之博大深远，也成为我做一个称职“翻译”的基础。

　　《设计》：“手艺的温度”及产品个性化是非遗产品的重要特点，这是否意味着“非遗”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完全不可能的？

　　章莉莉：传统工艺的手工制作，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生产，通过设计是可以有效结合的。在这几年非遗跨界创新实践中，我们组织非遗传承人和设计师牵手合作，创作了600余件作品，从中归纳出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手工艺制作相当大的非遗作品，可以理解为“高级定制”，用于展览展示和走秀展演，不受人工制作时间和投入成本的限制，例如研发的“千里江山”缂丝服饰系列、“芙蓉花”蜀绣服饰系列、“大山之托”羌绣发式礼服等。第二种是手工制作占一部分比例，适合小批量制作的非遗产品，例如东阳竹编传承人和荷兰设计师共同创作的“竹灯”系列。第三种是非遗文创产品，面向公众的非遗普及和传播，通常将非遗经典纹样提炼出来进行设计应用，采用工业化生产，价格亲民。这三种类型有各自的用途和价值。

　　《设计》：如果一项传统手工艺已经到了需要“抢救”的地步，是否意味着时代已经不需要它了？那么“抢救”的意义是什么？

　　章莉莉：“抢救”的意义在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在《公约》中也特别强调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世界是动态发展中的，复杂多元又相互依存，多样性是判断其成熟度和生命力相当重要的指标之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下，城市的多样性在消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消失。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越来越少。民族服饰、食物、习俗等，伴随着物联网发展，也在慢慢消解。

　　有一个关于传承和抢救的故事。2016年织绣研修班上有位黔东南苗绣传承人，她的奶奶是苗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于是从小家里就珍藏着许多老绣片，有些绣片上的苗绣针法已经失传了。这位传承人曾耗费三年时间，摸索复原了老绣片上的一种针法。这个故事感动了我们，于是邀请设计师团队共同创作了“幸福鸟”苗绣礼服和女靴，这是苗族文化中浴火重生的凤凰形象，鸟身上的纹样正式用这种失传并复原的针法绣制。设计师每月定期向传承人下订单，这样针法也逐渐让更多的苗寨姐妹学会这种针法，进行不断传承和使用。

　　《设计》：非遗“活化”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如何才能确保扶贫成果顺利转化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章莉莉：我们通常的表述是“非遗活态传承”，非遗是人类传统生活的组成部分。要振兴传统工艺，就要让传统工艺和现代生活建立联系，回到现代日常生活，才有生命力。

　　要让非遗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理解参与非遗传承的整个生态圈中，不仅有传承人群体，还有欣赏它、消费它、使用它的公众群体。公众是市场，也像土壤，让非遗拥有成长的能量。

　　现代设计能帮助传统工艺转化形成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帮助传统工艺的当代再现。在非遗和设计之间，需要有一批跨界的专业人才。一方面，传承人在向工作坊和微小企业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设计师和品牌帮助传承人进行创作和对接市场，面向高校师生、设计师、策展人、经营人才的非遗知识培训，帮助其进入非遗保护的语境和队伍中。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品牌聚焦非遗项目，紧缺非遗相关的跨界人才。

　　非遗经纪人，或者说是非遗中间商和运作组织，是目前非遗生态链中缺失的，也是急需的新兴行业。他们将链接起非遗和市场的两端，既懂非遗保护，又懂市场规律。非遗生态圈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非遗中间商。城市手工爱好者群体，对现代非遗保护传承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来源于公众，喜爱中国传统工艺或国际手工项目，大多数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手工创作。出于兴趣爱好、缓解压力或提升生活品质等原因，他们通过工作室、手工课程、手工产品等方式，相互交流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层。

　　行业的转型升级、新兴职业和群体的诞生、跨界人才的需求等，都是非遗能量循环中生态链自我修复的一种表现。就像在艺术生态圈中，出现了艺术经纪人、专业画廊机构、艺术品拍卖企业等链接艺术和市场的中间环节，成为艺术市场繁荣兴旺的重要因素。

　　《设计》：参与“设计扶贫”对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对高校设计专业的教学是否有所启发？

　　章莉莉：“设计扶贫”项目能帮助高校莘莘学子理解“什么是社会责任感”。通过与贫困地区的传承人接触，走进当地，给予帮助，相互合作，获得成果，这一系列过程，就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当然，设计专业给予高校推进非遗传承和增收扶贫一个有效途径。扶贫过程我们看到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差异，对塑造健康开朗、积极向上的心态很有帮助。很多青年设计师从中获得了对人生的新定义，对东方文化的理解。

　　非遗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和核心能量。现代教育“重知识、轻文化”的现象，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平衡。高校师生有机会接触到多民族传统工艺和文化习俗，就是一次新文化趋势的开始。西方有“文艺复兴”，现代东方期待在新时代下的“文化复兴”。

　　《设计》：您为自己规划的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

　　章莉莉：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非遗和设计之间的实践探索，就像在快速奔跑。不知不觉中，就在记忆里存放了许多人、故事、案例、感悟，总想有时间写下来。从2015年到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建设发展的五年，是非遗得到全面发展和普及的重要五年。我希望尽快将这几年在“非遗活态传承和创新设计”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带动更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师，成为专业的非遗跨界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