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转型、帮扶农户、开博物馆、自创品牌……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是一位“宝藏孃孃”。十多年前,她从摄影记者转型为绣娘,带领一群孃孃走出大山、闯荡江湖。她将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与羌族刺绣结合,开创了藏羌织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位“宝藏孃孃”,与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和梦想。
与蜀绣、苏绣等四大名绣相比,藏羌织绣在技艺上的特点是什么?
藏羌织绣可以说是一本无字的情书。
藏、羌、彝,相当于一家人的“三姐妹”。这些少数民族的刺绣都是实用性非常强的,因为要穿在身上,要不怕水洗,要结实,还不能缩水,所以在选材时这些都是有考虑的。
相比而言,四大名绣更精细,观赏性强。不过藏羌织绣也可以做到精细,比如盘金绣唐卡。主要取决于用途,如果是做生活中用的东西,就不能太精细,就要用麻布,或者皮革、棉布。在这些材质上就不能用丝线去绣,是一种粗犷的美。如果是要做唐卡刺绣,那就会很精细,一根丝线甚至可以撇成几十根去使用。
藏羌织绣与四大名绣的另一个区别是,藏羌织绣的色彩更鲜艳。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山上,草原上季节到了,花也开了,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撞”在一起,在蓝天白云下,非常鲜艳。我们的设计、搭色这些跟大自然有关,灵感也来源于大自然,所以我们用色要鲜艳一点,还有撞色要多一点。
再一个区别就是,因为羌族是没有文字的,那么我们要表达自己的心情,就要用到色彩和图案,所以藏羌织绣可以说是一本无字的情书。
听说您以前是摄影记者,是如何转型成为藏羌织绣技艺传承人的呢?
汶川地震过后,我带了18个老姐姐走出大山,去闯荡江湖,一半藏族一半羌族。
我从小就帮着妈妈做针线活,七八岁时自己缝了个布娃娃,十二三岁时给自己做了第一双鞋,平时还会帮兄弟们缝补衣服。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在我们寨子上就小有名气了,要嫁人的新娘子会专门来找我做衣服。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还是阿坝日报社的摄影记者。那天我接到报道任务从马尔康赶赴成都,地震发生时我乘坐的大巴车正好在映秀。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停思考,作为灾区的一员,我能够做什么?
汶川地震过后,我带了18个老姐姐走出大山,去闯荡江湖,一半藏族一半羌族。一群老姐姐一起创业,很不容易。
我作为总设计师,当时做了好多小东西,但不晓得它的价值是好多,该咋个卖,就算不来账。当时就靠他们买东西的人帮我们算账,我们就说用了好多材料、用了好多工,按50块钱一天,这样子算。买我们东西的人告诉我们还应该加上房租费、水电费和税收利润这些。还是多靠那些好心人。
创业期间我们也有几次后悔,准备散伙,但是又不甘心。10多年走过来,虽然我们不懂经营,但我们就用心,公平、公正地去给别人做事,我还是一心一意做我的手艺人,用手艺来帮助农村妇女,我们现在也常常到农村去办培训,我觉得走到今天好像还是不错。
您刚刚提到了用手艺来帮助农村妇女,这是藏羌织绣的一种传承方式吗?
这就是‘协会+公司+传承人+农户’的模式,我们起先对这个模式是没有计划的,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说到传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有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的理解能力强;也有农村妇女,她们动手能力强。
我们初期成立了一个藏羌织绣协会,协会下面有一个公司,公司里面就有我们的传承人。我把作品的花样设计出来,交给传承人打样,然后把材料、样品发到农村去,让农村妇女大批量地来接订单。她们按照样品做完返回来,我们再精加工。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子做的。我们的传承人也经常要去农村办培训。
这样我们既保护了,又传承了,又增收了,这个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这就是“协会+公司+传承人+农户”的模式,我们起先对这个模式是没有计划的,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帮助了很多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她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出去打工。做刺绣就可以留在家里面,既照顾了老人,又照看了小孩,也种了自己的农田,剩下的时间接一些订单,这样子来增收。我们现在做得比较有规模的地方是在汶川,大约有500名绣娘上岗,她们接的订单全部都是做出口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九寨沟。
另外,我们还有非遗进社区、非遗进高校的传承方式。我们现在工作室就是在社区里,这些都是公益性的。我们和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纺专等高校都建立了合作,在四川省艺术职业学院开设了藏羌织绣技能课程,生源非常好,也越来越多。前几年我很担心传承,因为年轻人不喜欢也坐不住,现在年轻的学生不断地进来了,我也不需要为传承担心了。
您在2009年成立了藏羌绣苑,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华珍藏羌文化博物馆,为什么会想到要开办博物馆?
我的心愿就是把博物馆建好,给社会留一点东西。
因为我比较喜欢跟古老的东西对话,喜欢去解读它们。我的博物馆的展品是慢慢收集积累的,是用来搞研究的,也容易让人找到灵感。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我们掌握到了,一定要进行二次创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作品能代表作者的心,更重要的是它能代表这个新时代。所以我们大量的工作是在收集、整理、再创作,还有传承。
收集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都要带学生回到藏羌彝族的地方去拜访老艺人。高手在民间,拜访这些老艺人,向他们学习,收集回来后,再整理、再创作、入库。
再过10年,我就是70多岁的人了,我的心愿就是把博物馆建好,给社会留一点东西,方便大家学习,也方便我二次创作。
这些年来藏羌织绣跟不少大品牌都有合作,您觉得从中有何收获?
我们通过跟各大品牌合作,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就有意识,要做自己的品牌。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艺术没有界限。国外的品牌这几年不断地在找我们合作,一方面是看好我们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看好我们中国市场。中国市场这几年也比较流行中国风,国内的品牌也纷纷来找我们合作。
我的徒弟里面有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我们通过跟各大品牌合作,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就有意识,要做自己的品牌。不过做品牌,说起简单,做起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两代人是做不出来一个品牌的。现在就是我有传统的想法,我的徒弟他们年轻人有时尚的想法,我们就可以用传统的和时尚的相互碰撞。所以做我们自己的品牌,我的希望主要还是寄托在年轻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