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同修：我们进入了一个考古的黄金时代

　　考古这个职业，一旦深入进去之后，会感到无穷的趣味

　　干考古，应该是个歪打正着的事。

　　1980年，我报考山东大学历史系。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记得小时候，（20世纪）70年代初，马王堆汉墓发掘，拍了个纪录片，叫《考古新发现》，但也就是那时知道有考古这个事。

　　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历史的，我数理化最好，应该学理科。我初中班主任老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和我后来的大学老师宋百川先生是同班同学。我跟老师的关系都不错，他们鼓励我学历史。后来上了高中，我的历史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他们都非常热心，在他们劝导之下，我稀里糊涂地就学了文科，学了文科就上了山大，上了山大稀里糊涂地就学了考古。

　　山东大学以文史哲见长，中文和历史都是山东大学的强项。入校之后，先上了半年的大课，之后开始分专业。那时候山东大学历史系分为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

　　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而学了历史，将来工作当老师的可能性很大。我们那一届有123个学生，考古专业只招20个学生，而且觉得农村孩子能吃苦，学校的老师们更喜欢招收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想到，呼啦啦报名的有80多个。我一开始没报名，我一看只有20个名额，80多个报名的，哪能轮到咱。我同宿舍的同学刘大平去报名，临出门的时候问，还给你填个名吧？我说填上吧。结果我学了考古，他学了历史。

　　没想到学了考古，干了考古，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1983年郑同修大学期间在山西侯马发掘工地实习

　　198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后，就跟着老同志下田野，常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1985年郑同修发掘淄博金陵一号墓

　　我想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个职业了，结果到2019年，又调到了博物馆，作为党员干部，得服从组织安排。这一晃又三年多了，到现在只要有点空，我还在整理我的考古资料。不光是自己干了一辈子考古，我的女儿学的是植物考古，现在在上海大学任教，我那么多书有继承者了。

　　到现在干了这一辈子，虽然没有什么多大的成就，但是一点不烦。到今天为止，我还觉得干得津津有味。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我常讲，一个学考古的人，一个从事考古的工作者，如果说他毕业以后就转行了，或者说半路转行了，这里面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理解考古，没有深入进去。考古这个职业，一旦深入进去之后，会感到无穷的趣味，会越干越爱干。

　　考古是一门不断发现的学问，随着工作的进展，每天、每个半天，甚至每个小时，思维都在发生变化。

　　我常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茶杯，考古发掘的时候露出了一个杯子口，判断这可能是一个茶杯，但是这种口是一个圆圈，它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只有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才能确定它究竟是什么。它是完整的，还是个残破的？

　　最后通过考古发掘，一步一步把它揭露出来，原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茶杯。随之而来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它为什么放这里，它和什么东西一块放这里，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它是什么年代，质地、用途是什么，它放在这里是什么寓意，仅仅是作为一种生活用品，还是有其他用途？每一件文物都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如果再深究，它是怎么做的，什么人做的？包括我们的考古工作，怎么发现的，谁发现的，怎么挖的，谁挖的等。通过工作的不断进展，思维不断地在变化，所以说考古学是一个有无穷趣味的学科。田野发掘仅仅是第一步，信息的采集、资料的整理、报告的出版、深度的研究……任何一个遗迹、任何一件器物都是如此。面对一个大型遗址，或者大型墓地、重大考古发现，那不是让人更兴奋吗？

　　当然，考古不是挖宝，考古人更注重各种遗迹现象。学考古的人得认土，辨别土质、土色。过去我们发掘，如果不是特别情况，我们主张在使用手铲的时候不要戴手套，要凭手感，因为有些土的颜色非常难分辨，比如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墓葬，本来是在原生土挖了墓坑，埋葬之后，用原生土回填，经过几千年，几乎和周围的生土没有什么变化，有时候肉眼观察不出来，这时候能凭手感感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挖哪里哪里空”，到“挖哪里哪里有重大发现”

　　我这人干考古，很有意思。大学期间参加过两次考古发掘，一次是在新泰发掘郭家泉战国墓地，毕业实习又去山西侯马发掘北坞古城遗址。

　　工作之后参加的第一次发掘，是1984年秋天，临淄齐故城博物馆遗址，这是一个战国到汉代的遗址，当时借调了全省好多业务干部和考古所的同志们一块发掘。

　　1985年，国家30万吨乙烯工程在临淄建设，厂区之内涉及一批大型墓葬。20世纪80年代，考古所的编制只有40个人，真正能下田野的人更少了，所以当时刚刚担任所长的张学海先生也是没办法，把我一个23岁的年轻人放到了这里。

　　我带着两个借调干部，同时发掘四座大型墓葬。后来，我跟张老先生说，张所，想想都后怕，反正我当所长期间，我真是没敢把这么重要的工地放给一个年轻人去做。当时我们有临淄工作站，罗勋章先生常驻那里，主要由他抽空去现场指导，我自己在工地。大部分发掘成果发表在后来出版的《临淄齐墓》报告中，当时还发掘一座大型的东汉时期齐王墓，报告发表在了《考古学报》上。

　　30万吨乙烯工程项目的工人生活区建设，就是在现在的临淄政府所在地——辛店，考古勘探发现了3800余座墓葬。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我和魏成敏就在那里发掘了一批。（20世纪）80年代，考古研究院在这里累计发掘了两三千座墓葬，现在正在整理发掘资料。

　　1988年，我26岁，参加了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拿到了领队证，那时候是非常年轻的领队。1989年，我独立领队发掘了寿光三元孙墓地，挖了一座大型墓葬，还挖了150多座小型墓葬，主要是汉墓。

　　接下来就是青州戴家楼墓地，挖了109座墓葬。这两个项目都是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因为之前从淄博到青岛这一段考古调查是我去做的，比较熟悉，这些墓地也是当时调查中发现的。

　　山东的汉墓，十墓九空。寿光三元孙158座汉墓总共出了49个汉罐子，6枚铜钱。青州戴家楼109座墓葬出了17个罐子，3枚铜钱。后来我说，大概自己不适合干考古，挖哪里哪里空。山东大学栾丰实老师比我们高一届，他毕业以后就当了我们班主任老师，他就说，你坚持下去，山东没有搞汉代考古的，你坚持下去，早晚会出大成果。我说，行。所以现在我常常讲，我这是受栾丰实先生的鼓励。

　　2001年之前是挖哪里哪里空，2001年开始时来运转，挖哪里哪里有重大发现。

　　2001年，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在费县一个取土场就发掘1660多座墓葬，应该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墓地发掘工地，关键是这些墓葬全部保存完好，无一被盗。

　　后来，西气东输工程、输油（管线）工程，到高速公路连接线工程等，又陆续在这个墓地发掘过几次，累积发掘了2000多座，所有墓葬全部保存完好，出土了近4000件陶器，还有大批的铜镜，现在我手头的资料，铜镜就有230多面，以及100多件玉器、大量的铁器等，非常丰富，入选了当年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2002年，日照海曲墓地发掘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3年，临沂洗砚池晋墓也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青州的西辛战国墓入选了“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所以我说时来运转，挖哪哪都是重要发现。

　　2001年（费县）西毕城发掘的时候，我被提拔为考古所副所长。2004年青州西辛工地发掘结束之后，因为主要从事管理工作，有几年就没再下田野领队发掘。

　　2008年，南水北调胶东调水工程经过高青陈庄遗址，我已经当所长了。调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遗址，就十多万平方米，本想着就是完成一项配合工程任务，没想到在这里会有重大发现。

　　当时山东省文物局要在这里举办全省田野考古培训班，文物局主要领导任班主任，我任领队，高明奎同志作为执行领队在那里长期驻扎，没想到在这里一挖又是一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还是“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还评为优秀田野工地二等奖。

　　后来又主持定陶汉墓发掘，一直到我离开考古研究院之前，应该说整个考古研究院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直接参与、直接领队发掘的，或者组织发掘的，有一大批重要考古项目。从年轻时候挖哪里哪里空，一直到挖哪里哪里有重大发现，重大成果不断地出现，应该也是非常幸运。

　　考古要有悟性，也要能吃苦

　　我常讲，考古需要悟性，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干考古。有些人可能干一辈子田野发掘，悟不透，田野水平提升不到哪里去。有些人适合干考古，天生就是一个干考古的材料。通过一两个遗迹的清理，通过一两个墓葬的发掘、遗址的发掘，就能看出他干考古是否存在一种潜力。另外，干考古要能吃苦，要有吃苦精神，没有吃苦精神不要干这行，也干不了这行。

　　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出差有汽车。山东所有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现在跑起来了，当年建设之前却是没路。先期考古调查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有时候是自行车骑着我们，有路的时候骑自行车，没路的时候得扛自行车，翻山越岭，蹚水过河。现在吃饭条件好了，大家都有生活费，那时候两三个人出去，到乡镇小饭店要两个菜，一天工资就不够了，非常苦。

　　最愁的是住，那时候搞调查，偏远乡镇离县城几十公里，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骑自行车赶回不来怎么办，就在乡镇小旅馆凑合一宿，有水有电就是好的，冬天有个煤炉子那算是不错，有时候就是点油灯，关键是脏，贩鸡的、贩鸭的，满地的鸭毛、鸡毛。

　　所以说，女同志干不了这个活，就得老爷们儿。我们往往是冬天搞调查，因为没庄稼，比较方便。睡觉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脱得一丝不挂，钻被窝就睡，再一种就是不脱衣服，我就属于这样的，不敢脱衣服，穿羽绒服就睡。

　　但是当时并没觉得苦，大家也挺乐乐呵呵的。记得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我跑了三个县，一个是邹平县，一个是昌乐县，一个是寿光县，这三个县几乎每一个村我都到过。

　　那时我们临淄工作站还不在辛店，在齐都镇。我带着两个技工从邹平县搞完调查工作之后准备回临淄工作站，年轻气盛，骑自行车回去，一百三四十里路，一上午就“杀”到齐都镇。走到淄博市张店区，我的自行车链子断了，技工用根绳子拉着，一直拉到齐都镇。

　　尽管生活很苦，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很差，但是大家一点不觉得苦，就这么过来了，都坚持过来了，包括我们那一批老技工。实际上不光我这样，我们这茬考古人，几乎都是这么过来的。

　　特别是配合国家工程的建设项目很急，冬天下大雪了，工地不能撤，不能说来年再干，国家建设工程等不得，我们好几次都是干到年底。1989年，我在寿光发掘三元孙大型墓葬，那年没有年三十儿，我干到腊月二十八撤工地，回济南。冬天土一冻一尺多厚，洋镐都刨不动，比石头还难戗。头天埋上浮土甚至盖上被子，第二天再点火烘一下，化化冻，就这么发掘。到了大夏天，特别是在高台上发掘，40多摄氏度的高温，别说树了，连棵草都没有。

　　我有时候给学生们讲课，说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坚持下去，早晚也会出成果，会成为专家。

　　当然考古也有很多的趣闻、故事，自己经历过的事，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比如说2002年，日照海曲汉墓发掘项目就很有意思。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做了两次节目，各媒体也都报道。日照海曲墓地发掘解决了很多问题，它在北方地区第一次发现大批量的、保存完好的漆器和最好的丝织品。

　　早前建设同三高速公路就要穿过这个墓地，因为它是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就避开了。

　　在日东高速公路建设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同三高速和日东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两边都是村庄，面临着整村拆迁，怎么躲也躲不开，所以没办法，最后进行抢救性发掘。

　　当时一看就几个大坟堆，几个大封土，想着可能是规模比较大的墓葬或者贵族墓，结果经过发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坟堆里面埋着几十座小型墓葬，这是在山东地区首次发现这种埋葬形式，发掘工作也很仔细，通过这次发掘搞清楚了封土的形成过程。关键是这批墓葬保存得非常好，日照这一带，金属器很难保存下来，玉器数量又不多，最多的是漆器，出土了四五百件漆木器，还出土了山东保存最好的西汉丝织品，这在山东考古历史上是第一次。

　　整个日照海曲墓地非常大，丘陵上分布着若干个封土，往北不到两公里是一个古城，就是汉代海曲县城。现在日照市的马路有海曲路，海曲就是西汉的一个县名。

　　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些封土传得神乎其神，其中最大的编号1号封土，老百姓叫它“王坟”。现在到村里去问问“王坟”，他们还都知道。2号封土，当地老百姓传言“娘娘坟”，而且“王坟”和“娘娘坟”之间有地下暗道相通，以便在地下幽会。

　　后来经过发掘证实，这个暗道是魏晋时期的一个砖室墓的墓壁。在海曲墓地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件龟座凤形灯，是一件铜灯。当时发掘工地上，老百姓每天人山人海地围观，都知道考古队“发财”了，说是出了一个“神灯”。

　　有一天，天都黑了，我们下工以后正吃晚饭的时候，一位小脚老太太拄着拐棍，从大概10里地开外的邻村，“歪悠歪悠”找到考古队，听说出了“神灯”，要看看。为什么老百姓传得这么神乎其神呢？据说上个世纪20年代，这个墓地曾经出过这么一个灯，当时被一个光棍得到了，卖了几百现大洋，盖了房子置了地，还娶了一房媳妇，时过几十年之后这个墓地又出“神灯”了。

　　这个墓地总体被盗比较严重，但比较侥幸的是，盗墓贼“半途而废”了。比如说出土最精美漆木器和竹简的106号墓，从封土顶上，我就注意一个盗洞直冲着墓室进去了。我每天盯着它的走向，看它到哪里，最后等到发掘，我说坏了，这个墓彻底完了，这大盗洞进去，基本上搜罗干净了。

　　结果这个墓是两层椁盖板，第一层是横木铺设的，盗墓贼把木头凿了一个坑，但没进去，所以这个墓保存非常完整，棺材像新的一样，保存的竹简字迹很清晰。130号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墓，它是两重棺，还有外椁。盗墓贼把棺椁之间的文物都拿走了，外棺都打开了，内棺却没打开，棺内的东西都保存下来了。

　　这个地方盗墓非常难，地下水位太高，地下丘陵都是岩石。墓葬之所以能保存这么好，主要原因是2000多年来始终浸泡在水中，盗墓贼进去得搞“水下考古”，不容易，难度大；这个墓地有铜器，虽然数量不少，但是保存的品相很差，除了一部分铜镜保存得像新的一样，一般的铜器都腐朽得非常严重，甚至成粉末，另外，这个墓地玉器少，更不见金器。所以，盗墓贼“半途而废”的情况比较多。

　　得益于2002年这次发掘，我们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搞清楚了山东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形式和埋葬制度、封土的形成原因，特别是棺椁结构，部分棺椁的木头都和新的一样，各种信息对我们汉代考古、对当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入研究，确实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当然还有其他的故事，干考古的人从来不迷信，但是碰到的有一些现象，确实是解释不了。海曲出土丝织品的125号墓，保存得非常好。因为发掘工作是配合国家工程，国家修公路的压路机、挖掘机就在边上等着，工程那么紧，我们也赶时间。

　　这座墓有两层椁盖板，木头保存都非常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两个棺材，其中一个棺材在墓内已经开裂了，另一个棺材整个在水里漂着。我们判定这个棺材保存得非常完好，棺材只要在水里漂着，就说明它密封得非常好，里面没进水。这就要担心会不会出现马王堆那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完整的古尸，即便是尸体保存不下来，盖的被褥、穿的服装、丝织品也不得了。

　　如果放在今天发掘的话，肯定是工程再急，我们也会搭起防护棚，在棚内慢慢仔细发掘。当时是配合工程的考古项目，赶时间，我就想把这棺材取到日照市博物馆进行室内清理，另外开裂的那个在现场清理，用一天时间把这个墓葬基本上清理得差不多。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记得还是很清楚，那年夏天特别热，而且雨水特别多，那天是5月28号。我们一大早到工地，先修好路，准备把这个棺材吊运到日照市博物馆。棺太重，人抬是抬不动的，又没吊车，我们从工程上借了大机械吊装。本来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刚要吊棺出来，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子噼里啪啦就下来了。我说赶快保护，我们用帆布、塑料膜把它包得一层又一层。现场刚保护好，云开雾散。到了中午以后，我说没事了，继续吧，又突然一阵狂风。

　　最后没办法，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钟，雨小了一点，我下决心不能在工地上等，就把棺吊装上汽车，穿过整个日照市到日照市博物馆，一路瓢泼大雨。这时候我安排博物馆那边准备好吊车卸车，日照夏天晚上八点半太阳还没落山，等这个棺材进了库房，又云开雾散没事了。我把这个发掘过程写出来发在《文物天地》上，这就是一种巧合。

　　洗砚池晋墓背后的故事

　　2003年洗砚池晋墓发掘也很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洗砚池晋墓仍然是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西晋大型墓葬，保存非常完整，墓葬位于现在临沂市区王羲之故居公园内。2003年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临沂扩建王羲之故居公园，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座墓葬。

　　当时这个墓葬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得益于现在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同志。李群局长时任临沂市委书记，发现墓葬的当天，他正在工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挖掘机挖到一个砖顶，掉下两块砖，工人下车一看，里面黑咕隆咚的，隐约有一些东西，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古墓。

　　李群同志让他们保护好现场，报告给当地文保部门。临沂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接着派人，就是我的老同学宋岩泉他们到现场一看，正是一座古墓，下一步就是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个墓比较大，并排两个墓室，前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天井，一个墓道。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天井的一部分，另一半和它的墓道被建筑压着看不到。

　　这次发掘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是山东目前发掘规模最大的一个晋墓，关键是保存太好，没有被盗，里面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特别是青铜器和青瓷，当然，考古发掘不是以出土多少文物来衡量它的重要性。最有意思的是，这么大一个墓，墓主人是三个小孩。

　　其中西边那个墓室，棺材堵到墓门口，这个墓底就像乌龟的背一样，四周低中间高，临沂一带从汉晋时期地下水就非常丰富，它实际上相当起一个棺床的作用，棺材放到中间，周围有水从四周可以渗下去。

　　棺材横到了墓门口，可以判断在西晋时期，临沂的地下水是从北往南走的，棺材原始状态应该是南北向的，下葬不久进了水，漂移横到了门口。棺材长2.3米，墓主人高1.2米，骨架保存非常好，头部在棺材中央，脚丫还触不到棺材底部。这么大一个棺材，里面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六七岁，不用专门做人类学鉴定，谁一看都知道他六七岁。因为咱们中国孩子换牙就是六七岁，这个孩子乳齿掉了，恒齿刚长出一点来。

　　棺内墓主人可以说是穿金戴银，头发都保存得很好，插着金钗、金簪，手指上戴着金指环，手臂上戴着金钏，脖子上挂着金链，像一个女孩的装束，但是棺内又陪葬了实用性的兵器，一口大刀。东边墓室有两个小木盒子，腐烂了，里面有碎骨头。

　　我一开始以为是两只小兔子，骨头那么小，后来经鉴定，是两个婴幼儿，两个木盒子实际上是小棺材。这么大一个墓，陪葬了几百件套精美的文物，就埋了这仨孩子。

　　故事就来了，公众关心墓主人的身份问题。这个墓葬在王羲之故居公园内，人们自然而然地想知道，墓主人和王氏家族有没有关系。王羲之是书圣，王氏家族在临沂是不得了的贵族势力、政治势力，“王与马共天下”，所以人们自然把它和王羲之联系到一起。

　　当时记者们围着我追问，墓主人与王羲之有什么关系？我不能说有关系，我没证据；我也不能说没关系，我也没证据。我反问记者，这是王羲之故居，你们如果认为它是王羲之家族墓葬，他会把自己的墓埋到自己院子里吗，如果认为这个墓是王羲之家族的，那王羲之故居就是假的。

　　关键这仨孩子什么关系，同时死亡吗？如果不是同时死亡，怎么埋在这么一个墓里？他们是什么身份，几个小孩却有这么高规格的墓葬？一连串的疑问。当时整个工地已经是建好的庙堂和大殿，或者亭子，或者堆的建筑材料，所以1号墓发掘完，无法继续进行考古勘探。

　　在后来的施工过程中，1号墓西边30米左右又发现了2号墓。2号墓规模更大，形制也不一样。2号墓前面一个墓道，后面是一个甬道，甬道很高大，后边一个大墓室。大墓室长6米多，进去像一个大厅堂。墓室里埋了一对夫妇，骨架保存得很好。

　　很可惜的是，这个墓至少被盗掘两次，里面的东西基本上被盗走了。我们收拾残剩的一些东西，有一些金钉，棺材上的钉子都是黄金的，还有精致的步摇，一些残片，还有玛瑙、珍珠。

　　它的墓门石头很厚，盗墓贼想撬开墓门，把门栓砸坏了都没撬开，60厘米厚的砖墙被砸透了。墓内铜器之类的重要东西都被盗走了，唯独留下了一个完整的铜虎子，还有盗墓贼进去砸碎的一件龙首把的瓷灯，后来我们把它修起来，在临沂博物馆展览。

　　不说出土多少东西，也不说被盗的遗憾，本来那三个孩子的关系就扑朔迷离，这里又出了一对夫妇，距离这么近，自然会和这仨孩子联系到一起，这对夫妇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父母？当时各种猜测，有说法认为它就是琅琊王的墓，他们是琅琊王、王妃的关系。关于这三个孩子，有说法认为冥婚的关系，但究竟男孩、女孩还弄不清，因为孩子性别特征不明显，仅仅凭观察很难判别，所以在没有进行DNA鉴定之前就有各种猜测。

　　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做DNA鉴定，后来在编写正式发掘报告的时候，我推断三个孩子全是女孩，排除了冥婚的可能。另外，这对夫妇和这三个孩子也没有血缘关系。

　　到今天为止，这只是一个猜测，一个推断，不是定论，因为这个墓没有出土明确墓主身份的证据，但是它的年代基本可以判定在十年二十年之内，因为出土的漆器上有纪年，有太康七年、八年、十年三个年号。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西晋年号超过十年的只有司马炎，所以说这个墓葬的上限最早不能超过这一年。

　　漆器上的字非常鲜艳，一般漆器写上朱书之后，不管是收藏还是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磨损，既然那么清晰，它一定是漆器做好、写上字之后，不长时间就用于随葬，也就是说这个墓的下葬时间一定距离这个年号不远。所以说，这个墓葬的年代虽然不能准确判定它是哪一年，但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框架内，这是没问题的。

　　至于墓主身份，我后来经过研究，倾向于它应该是司马氏家族墓葬。在西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王”就是指的王羲之家族，“马”就是司马氏。王氏的政治势力表现在东晋更突出，司马氏是王族，其政治势力高于王氏。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种被我称为铛的东西，这个蝉形金铛实际上是一种装饰品，上面串着小米粒大的金珠，它属于高等级贵族专用物品，是王族身份的一种象征。

　　从全国发掘的这一时期贵族墓、王族墓当中，一般一座墓出土一件，而这个墓出土了八九件，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显示王族的身份，是与司马氏家族有关，而与王氏家族无关，只能说大体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考古就是要解读“无字天书”

　　2004年发掘青州西辛战国墓。

　　当地乡镇计划把废弃的老济青公路整修为地方的一条交通线，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大墓，正在路中间。这应该是目前山东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南北长100多米，两条墓道，仅椁室就9米见方，全部用几吨重的大石头砌成，顶上是两层大石头覆盖，大石头的石缝之中都是用现场融化的铁汁浇灌，就是为了防盗，结果也没能防了。这个墓有26个盗洞，盗得是一塌糊涂。

　　我带着一支队伍组织发掘，还有现在青州市文物局的一些同志，发掘过程中，国家文物局组织一批考古所长去欧洲考察，我安排好工作，想着等我回来正好清理墓室，然后出去了十来天。墓被盗严重的时候，考古工作进展就快，挖掘相对简单。等我回来，工地发掘已经结束了，正准备撤。

　　这个墓是一个大椁室，里面棺椁都保存得很好，木头基本上都成型的，盗墓贼把棺底板那么厚的木头打了一个大洞，棺材底下封护的青膏泥都挖掉了一米多，彻底盗掘干净了，里面空无一物。周边还有几个陪葬坑倒是没有被盗，但是陪葬坑里都是草编类的一些东西，还出土了一点儿陶器。

　　我在工地转了转，越琢磨越不对劲。中国古代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尽管多次被盗，破坏得再严重也会有文物的残迹，比方说青铜器经过两三千年的埋藏，可能被盗墓贼拿走了，但是当时放青铜器的地方会残存铜锈的痕迹，或者印痕，一个壶放这里，被盗墓贼取走了，会留下锈迹或者壶的形状，但是这个墓葬没有任何迹象。

　　另外，这种大型墓葬一般会出土大量陶器，而盗墓贼一般是不会要陶器的，但是这个墓也没有这种情况。椁室和大石头中间以及棺底部都是青膏泥封护，想清掉费劲了，我说把青膏泥全部挖掉，彻底清理。

　　结果，盗墓贼还是不如考古专家，在最底下墙根上发现了一个大木箱，箱子已经腐烂了，里面有金器、银器、玉器、铜器。我说，行了，该有的都有了，咱们放心了。

　　所以我说考古还需要悟性，要能想到才能做出来，要是仅仅作为一项工作草草地完成，会永远埋在地下，丢失了文物也永远不知道。

　　后来在主持工作过程中，我到各个考古工地，要求大家一定要清理到位，比如要挖一个墓，如果不清理到原始的边，就不知道有没有壁龛。有些局外人认为考古不就是一个侥幸吗，让谁都能挖得出来，那可未必，像我们定陶汉墓，已经考古发掘12年了，现在工地发掘还在进行，按现在的进度，我预计还得有几年，究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现在还很难预料。

　　每一项考古发掘实际上都有很多故事，当然也有苦恼，有兴奋。一个现象解释不通，冥思苦想，查阅资料，开各种专家会，考古就像读一本无字天书一样，把它搞通了，弄明白了，茅塞顿开，会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兴奋。

　　我们干考古的不是看到青铜器、金器、玉器而高兴，重要的是遗迹现象，那一层土皮，整天盯着看。像高青陈庄，就那一个土面，我盯了六七个月，别说用铁锨挖了，就连手铲刮都不舍得，因为它残存就几厘米厚，一天刮一点，不出俩月刮没了。

　　为什么天天盯着它，因为当时没见过，它究竟是什么，后来才弄明白，这是祭坛。至于是祭什么的，大家也有不同的认识，比方说已经过世的王恩田老先生，他认为那就是天坛，我写文章认为它是社坛。这只是学术观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西周的祭坛。所以考古这门学问，要去读它，要去研究它，研究的过程很辛苦，让大家能够分享成果时才能感觉到一身轻松，那是解决了一个学术问题。

　　整不出报告来，就等于欠国家的账

　　大家都知道我干考古，可以说每一个历史时段都涉猎到了，但是作为个人的研究，我主要是做秦汉这一段。我从年轻时做了那么多考古发掘，要把我的一些学习心得呈现给大家，比方说对墓葬出的陶器进行研究，对墓葬形制进行研究。

　　为什么说这个罐子是西汉的，那个是东汉的，为什么是西汉早期的，它的特征是什么，我要通过我的实践经历、我的研究，给山东汉代考古树立一个标尺。

　　我写一篇文章，从墓葬形制入手，什么时期的墓葬形制什么样，器物组合什么样，器物特征什么样，然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考古学报》在考古界是第一号杂志，最权威，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到今天为止，过去这么多年，回头来对照我讲的观点仍然适用，而且恰恰一些新的发现，更证实了当时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到现在，特别是考古研究院一些年轻同志，在做这一段考古发掘的时候，碰上什么现象、什么东西了，经常拍个图片给我：郑老师，这是什么，帮忙认一认，判定一下。

　　2002年日照海曲发掘，就是解决了一个山东东南沿海这种大坟堆究竟是什么形制的问题，后来证实从青岛到临沂，到日照，一直到江浙沿海这一条沿海文化带，是沿海地区的一种埋葬习俗。现在我们再发掘这种墓葬，就知道怎么去挖，更好地理解它的封土形成过程。

　　过去都认为，南方江浙一带有一个土墩墓的概念。几年前，我们在浙江安吉召开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会开得非常有意思，开了四五天，还有日本的、韩国的学者参加。

　　我也是带着一些疑问、请教的态度参加讨论，我认为山东的土墩墓和南方的土墩墓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不承认山东的这批墓葬叫土墩墓。

　　南方地下水位高，为了防水要先用土垫筑一个墩子，在墩子上再修墓，所以叫土墩墓，而我们山东这批墓葬，它本来是岩层，为了深埋把岩石都挖深了三四米，它绝对不是为了防水，跟南方土墩墓的功用、性质完全是两码事。在去参会的火车上，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不承认它是土墩墓，那自己得有一种说法，因此我就给这类墓葬定名为墩式封土墓，意思就是外观像一个土墩，但实际上它是墓葬的封土，后来我写论文就提出这个观点。

　　青岛考古研究院的林玉海所长他们出了一本报告集《琅琊墩式封土墓》，率先赞同这个观点，那个报告就等于是墩式封土墓报告集，然后考古研究院又出了一本。

　　一个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为什么赞同，为什么反对，得有理由，有研究心得，不管是做哪一段考古研究，在学术界有什么样的学术地位，对学术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不能只说这一辈子挖了多少墓，挖了多少遗址，那是工作量问题。

　　干考古干这一辈子，还得再继续干。老了，恐怕长期坚持在田野一线就很难了，想着给自己留点时间，把积压的考古资料赶快整理出版。考古是个良心活，我就常给大家讲，挖了一辈子，我整不出报告来，就等于欠国家的账，我要还国家的账，国家花那么多钱投资考古发掘，不是为了挖这批出土文物，要的是资料，要的是信息，要提供给学术界、全世界来研究，研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考古不是一个目的，考古是一种手段，所以我们现在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我常讲，不是考古的春天来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让文物“活”起来

　　干考古干了一辈子，这几年又调到山东博物馆来，这是一个角色的转变。考古和博物馆虽然都是文博工作，但是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考古研究院工作相对单纯，就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但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窗口单位，它和考古机构承担的基本职责功能不一样。

　　现在山东博物馆名声在外，影响力很大，大家都说山东博物馆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这两年获得全国的各种荣誉，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轰动全国，我们每年都获那么多大奖，不管是讲解员大赛，还是数字化保护工程方面，每年都有很多荣誉。大家普遍感受到，现在山东博物馆的展览和以前的展览大不一样，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首先是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大家工作勤勤恳恳，另一个是上级领导支持的结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没有全体职工的努力，馆长再“能”也白搭。

　　博物馆究竟是干什么的？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我说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是研究、保护、宣传、教育。我非常注重研究，没有一个好的研究基础就办不出一个好的展览。展览不是目的，展览仅仅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教育。广大民众通过观看展览，学到历史文化知识，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我曾经讲过，要通过一个展走进一座馆，通过一座馆走进一座城，通过走进我们这个城，了解山东，了解山东历史，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让文物“活”起来，需要人让它“活”起来，要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去解读，通过解读变成民众容易接受的知识。现在通过博物馆，我可以明显感受到社会的一些变化，过去家长带孩子去大明湖、趵突泉，但是现在更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博物馆，让孩子从小就关注知识，学习知识。这两年，我一直鼓励大家搞科研，通过深入科研来提升、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办展览，一个内容设计，一个形式设计。

　　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办这个展；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展展什么；第三个问题，这个展怎么展。要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包括一件一件文物，为什么把这件文物放这儿，而不是把别的文物放这儿，得说出个理由来，得研究透它。

　　最近山东博物馆对通史展改造提升。光一个内容设计，我们弄了8个月，反复讨论，召开各种专家会。我就给大家灌输一个我的理念，要把它办成一个文化展，而不是一个文物展，要让广大民众通过看这一个展览就能了解山东历史、山东文化，而不是看到山东博物馆有多少宝贝。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很对，但是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可以讨论。现在大家看到山东博物馆的大部分展览，我来了以后都做了调整。我听到的绝大部分反应，都说是很好。我常给大家讲，明年你们再来看，明年会更好。老了，马上就离岗了，但是仍然会继续关注山东考古事业、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到时候继续发光发热，为山东文博事业能作多少的贡献就作多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