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探寻中国传统建筑营造之法

　　张越，女，现任首开集团所属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北京市老城保护房屋修缮修建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主持故宫永寿宫等古建的修缮设计，并用中国传统建筑的修建方式，参与设计了武汉归元寺圆通阁、广西南宁畅游阁等；多年参与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有机更新。她努力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去修缮古建，也在探寻中国传统营造之法如何在当代焕发新机。

　　钟楼北望约百米，密密麻麻的四合院丛林中现一古观。近瞧，其大隐隐于民居之间，难以找寻；远眺，可以看到它的屋檐远高于周围建筑。

　　资料记载，宏恩观那片地，在元朝就建了寺，叫千佛寺，后来几经易名，一直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太后的近侍太监刘诚印出资，在其旧址上建了宏恩观。

　　历史的风雨里，宏恩观做过厂房、菜市场，也做过咖啡馆。现在，它老了，它的“诊断书”上写着：“大木构件开裂、槽朽、拔榫等；墙体局部开裂、砖石构件缺失……屋面局部生长植物，导致瓦件碎裂……”

　　首开集团所属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古建所)的建筑师们为生病的宏恩观开出诊断书，也开出了药方。但这药方写得并不容易，他们回到历史中，去一点点扒取前人的智慧，去考究这座古建的历史，复原古人修建的营造技法。

　　古建所党支部书记张越说，古建设计师们除了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去修缮古建，也在探寻中国传统营造之法如何在当代焕发新机，也就是守正和创新。“我们古建从业者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擦亮历史，培养居民的文化守护意识，从而改善并提升区域的文化环境。最终希望能够形成星火效应，使老城重拾往日风采。”

　　给古建治病

　　西边的几间厢房已经被一座现代厂房代替，登上厂房的二楼，可以看到宏恩观最高的帝君殿屋顶的侧面山花板，屋面的瓦片之下，斜铺着博缝板，构成三角形式，中间是雕有纹饰的木质山花板。在博缝板上，有7组圆钉组成的梅花图案，这个位置正好是檩(架在房屋的梁上托住椽子的横木)的位置，一组钉对应一棵檩，露在外面的钉头装饰有帽，组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梅花的样式。“我特别喜欢这个山花板，呈现出的木材质的肌理和铁件，代表着岁月的痕迹和沧桑，特别美。”张越说。

　　现代人习惯了钢筋水泥的建筑。而在此前，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木质构件在建筑上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张越介绍，河姆渡遗址里发现的草屋草棚中，“木质构件已经作为支撑的结构构件出现了。”常被人们提起的，现存国内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应县木塔，高65.84米(2021年测绘)，始建于辽(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

　　中国传统的房屋建筑是怎样的？很多建筑师也只是在中国建筑史的书籍上看过它们的照片。若问怎么建造成的，就犯了难。揭开帝君殿房顶的筒瓦，“屋面基层的工艺比较特殊”，传统的屋顶大多是在木质望板上先做护板灰，之后泥背、灰背再瓦(wà)瓦。“但帝君殿用的工艺不一样，椽子上面是很薄的石板，石板上面是白灰。”这种屋面做法在张越以往的修缮经历中没有遇到，“但据了解宁郡王府也是这种工艺。”

　　他们坚持古人用什么修缮工艺修建，现在也要用这种修缮工艺修复，“虽然表面看不到，但当后人再打开修缮时，要让他们看到准确的清代的工艺，不能把这段历史信息给修没了，要把文物和其中蕴含的文化，真实准确地流传给后人。”

　　宏恩观是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处修缮工作需认真仔细。他们找来了相关的古建专家，了解到这个工艺做法在故宫里有用到。然后根据现场石板的厚度、材质，添配原材料。再通过实验，研究使用的白灰配比，同时记录在案，“为后人再次修缮留依据、做准备。”

　　这是还能看到原来样貌的地方，如果原本的样貌已经缺失了，要怎么修？古建所建筑师魏华主要负责宏恩观的修缮设计，他指着帝君殿的“脸”说，“这三扇门、两扇窗户，此前都没了，这是最难修复的，不能凭空造。”他们就到历史里去，去找老照片、找旧物件、找文献资料。最后，在后厢房的角落里找到一页残窗，是斜方格样式棂条的窗扇。他们就依照传统的技艺、传统的样式给帝君殿做了新的隔扇。

　　“在一个建筑上并存多种形制的彩画，让帝君殿备受关注，因此彩画的保护和修缮也是工程的重点内容。”张越说。帝君殿檐下额枋上的金龙和玺彩画的颜色已经陈旧，木基层也裂了三大道，数小道，但依然能看清其纹理样式，对研究、展现清朝的绘画技术有利，被清理除尘现状保留了下来；东配殿的额枋上的彩画无存，只剩下发黄的木基层，对此做了复原设计，根据现场其它遗存和清代的规制样式复原彩画，但中间专门留了一块，露出木基层原来的样子，“告诉大家，没修之前是这个样子的。”魏华说。

　　把北京老城当作一个文化传承的整体看待

　　宏恩观“站在”了两个胡同的首尾，门前的石碑上刻着“豆腐池胡同21、23号及张旺胡同2、4号”，它的前面是钟楼弯胡同。这些胡同，张越基本上都摸了个遍，“如果说北京老城里的故宫、王府是耀眼的红花，四合院就是衬托红花的绿叶，也是必不可少的。”

　　1999年，24岁的张越大学毕业，从江苏徐州来到了北京。当时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地安门东大街附近的一个大院子里，张越记得有天早上，她沿着后海，从德胜门走到地安门，路过烟袋斜街，不知不觉走进当时还是居民院的广福观。层层院落和建筑的细节吸引她向里走去，一只鹦鹉说着“早上好”。走出来看到居民早起往街上泼水，迎着朝阳升腾着水气，她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个画面代表了北京老城的烟火气”，这和她之前住的楼房生活截然不同。

　　等工作久了，张越能一眼看出散落在胡同里的老院子，被房子上“做法讲究”的砖雕、大门吸引，慢慢体会到胡同和四合院的珍贵，“就像懂行的人看古董，能从一堆不起眼的东西里挑出珍贵的老物件。”

　　再后来，在不断的调研中张越发现，老城里的每个区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比如，东四和西四在明清时期，官宅居多，院落规整、规模较大；什刹海附近因水道形成街市；崇文区域手工业聚集，平民较多，院落规模相对较小；宣武地区多各地会馆，融合了南北各地的建筑特色等。

　　2018年前后，张越带领团队参与《北京老城保护房屋修缮技术导则》的调研和撰写工作，“老城建筑丰富多样，给导则的撰写带来了不少困难。”导则对院落和建筑按风貌评估进行了分类，不同类别的建筑对应不同的修缮技术标准，包括不同的宅门、墙体、门窗形式都有细致的总结。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胡同里的居民向往现代生活。张越介绍说，在首开集团三眼井项目共生院“一院一策”的方案设计中，他们和城市更新的管理人员一起，通过一次次现场踏勘，和原住民、未来的使用方交流，沟通需求，反复修改讨论方案，直到原住民和使用方都满意为止，实现“共生共享”。

　　“对有一定价值的传统风貌建筑，我们希望能进行保护修缮。”在一个项目中，张越遇到一栋勾连搭屋顶的建筑，方案原定的是更新，但来到现场勘查时，直觉告诉她“这栋建筑是传统风貌建筑，价值较高，不是普通民宅。”但翻阅资料没查阅到相关信息。她和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说服居民，在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用文物修缮的工艺标准，不落架，更多地保留原结构和原构件，居民同意了。“没准哪天就查到这个房子的历史了，还好它还在。”

　　导则实施过程中“也有人质疑修缮标准是否太过严格，但如果把北京老城当作一个文化传承的整体来看待，它里面的历史信息都很重要。”张越说。

　　“行，入门了。”

　　张越留着一头过耳短发，看上去优雅干练。“很忙”是多数人对她的评价，她一天的时间被按小时分割给不同的项目，眼神中流露出疲惫。但说话时声音轻快，语调总是上扬，喜欢笑。

　　她身后的柜子里塞满了各种建筑的书，采访时她专门提到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建造”在古时被称为“营造”，“最初连古文都读不顺，我工作十年后才敢看这本书，才慢慢能看进去。”张越大学学的是建筑专业，但当时大学里教的是现代建筑设计体系，关于中国传统建筑，她只上过一门中国建筑史，教材是薄薄的一本书。在张越工作5年后，梁思成于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才首次出版。

　　选择从事古建行业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人一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想选一个可以长远稳定发展的方向，”大学老师告诉张越，“古建好，不温不火，但能做长久。”

　　她工作的第一个月，任务就是看《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这本书。当时公司古建筑研究咨询部主任马炳坚，也是《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的作者，他的照片被印在书上，张越读大学时曾在图书馆看过，见到本人只觉得亲切。但马炳坚太忙了，白天多数时间在外，张越只能在快下班的时候逮住马炳坚，拿着自己白天看书积攒下来的问题向他请教。一个多月后，当张越问出“侧角”和“升起”的做法时，马炳坚说：“行，入门了。”

　　建筑是一门实用型的学科，书本上的东西到了古建现场，有时候也不那么灵光了。那时候张越经常听到现场施工的老师傅拿着图纸喊，“张越，你这设计的不对啊。”她也只能低着头认，“我和这些有经验的工匠师傅们现在都还有联系，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收徒拜师仍是古建行业的传统，张越拜了马炳坚做师父，“但实际上瓦石、油漆彩画等等，我都有老师，我现在遇到问题仍然要麻烦他们为我答疑解惑。”修缮宏恩观屋面的时候，她专门请来了故宫古建专家李永革和古建瓦石专家刘大可，请教他们这屋面怎么修。

　　她跟着老师们，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这些东西，也会想着怎么传承给下一代，她形容古建在她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不温不火，现在也还是不温不火的，缺乏后继者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我怎么让团队里的年轻人能踏实的留下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如果我没有带年轻人，我等于没有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张越也在用师父带她的方法带新人，将自己的所学毫不保留地传递出去，给年轻人更多的项目实践机会。

　　纪超文于2015年在古建所实习，她读研究生期间学的是遗产保护方向，跟着研究生导师做了大量山西传统村落的调查。刚刚入行时，赶上修缮四合院的项目，她从设计一扇窗户开始，“你会发现，小小的一扇窗户也有很多讲究，大到架构，小到装饰细节，有尺寸讲究，有文化寓意的讲究。”她学得慢，她形容张越对她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般的，“很愿意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再去点拨，不会强加干预。”但又非常严格，“非常认真，有的图纸改了5遍、10遍，一直到改对为止。”

　　“往上走，别往下看”

　　古建所的业务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像修复宏恩观一样，负责古建的保护修缮设计；另一部分是传统建筑设计，从规划到建筑组群，从官式到地方风格，从平面规制到空间错落，设计中蕴含着文化，“我们一直在研究传统风格与现代功能的结合”。张越提到，在技艺传承上，他们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是对传统工艺技法的研究、总结和实践；创新，对传统方式的现代转译，也有对新材料工艺的运用。”

　　张越最常提及的是武汉归元寺圆通阁。2005年，在马炳坚的带领下，张越及其团队参与武汉归元寺圆通阁的修建工作。当时，归元寺大和尚提出要新建一座阁楼，不要现代材料，要用传统的工艺工法修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这是他的一个宏愿，也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

　　这座建筑的难点和亮点是楼阁的建筑外观有明三层，暗两层，共五层，同时每层外观都不同，“每层外观的不同和变化，我们需要处理木结构本身的连续性的问题。比如，上层跟下层结构柱位置不一样，上层的柱子下层是没有的，那上层的柱子在下一层怎么生根？”传统是怎么做的呢？团队通过查询资料，翻看研究实例，辽金时期的建筑有减柱造，在一层建筑的横梁上置墩斗，然后把上层的柱子落上来。“简单实用的方法，我们的创新就是把那些被遗忘的传统工艺里的智慧重新捡起来，用在楼阁的设计上。”

　　2012年武汉归元寺圆通阁完工，阁楼高51米，高度和黄鹤楼基本相当。除地下一层全部为石材外，上面的主体结构则由木材建成，无论梁、柱、飞檐，都是纯木榫卯结构，不用钢材、水泥。

　　随着对古建行业越来越深的了解，张越关注到更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比如原材料的供给、工匠的培养。”古建“墙倒屋不塌”，木质结构是精髓，木材需要提前准备、控制含水率，品控如何把握？工匠的传承问题也是这几年张越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过去工匠都是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工匠的工作苦、脏、累，匠人自己也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比较好的教育，“这些问题不能只依靠政策，也需要我们古建行业内的人自己想办法。”

　　她觉得自己离不开古建这个行业了，“是有感情的，也是一份责任，想把这些古建、古建技艺在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

　　回想自己从业以来印象最深的事情，张越说，她能想到的还是自己第一次登脚手架勘查古建时的场景。当时她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历代帝王庙的核心建筑景德崇圣殿勘查，从室内地面到天花板有将近三层楼高，他们要上去勘查。偌大的大殿里，张越沿着临时搭建的简易钢管架子，和两位老师一起爬到顶端，师父告诉她，“手抓紧，脚踩稳了，往上走，别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