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对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思考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学术概念，基本上都是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我们现在当然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学科体系。整体上来讲，它确实是在人类的一种文化自觉背景下出现，或者说是一种多学科交叉汇聚并在很多条件支撑下所产生的新的学科方向。

　　第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深的程度，文化遗产事业由此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回顾一下，20年前，我们当时在南京大学开始做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及教学和科研平台建设时，做这方面工作的高校还不多，而现在全国有近百家高校都有类似的机构或者教学与科研方向，只是有些名称不一样。实践层面，现在从党中央到很多部门行业，包括整个社会都在重视文化遗产。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也就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文化遗产”从一个很少被知识界所关注的领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受到高智慧投入的状态，甚至有的高校把原来的一些学科名称或者院系改成了文化遗产系或者文化遗产学院。我们在世纪之交还讨论过文化遗产能不能成为“学”的问题，今天已经在严肃地谈学科建设，甚至有些高校已经做得很好，文化遗产学的教科书也出版了，包括非遗学等等也纷纷推出来，表明“文化遗产学”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学科体系和实践理念。

　　第二个方面，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创新科学。不管从世界还是从中国而言，文化遗产事业确实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到一定进程的时候自然就浮出水面。为什么说文化遗产学是创新性科学，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去做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时都能发现新的材料。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做过一些相关提案，如提出要重视地名文化遗产、交通遗产、科技遗产、教育遗产等遗产类型的调查、体系建设及保护利用。其实每一个遗产概念的提出，都是人类现代化实践中一个新领域的产生，包括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创新空间的产生，也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源的发现。所以，我们的实践体会就是：文化遗产是一门创新科学，没有创新意识，固守住原来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概念体系，文化遗产学也做不出来。

　　第三个方面，文化遗产学是实践性科学。我在2004年写过一篇《文化遗产学初论》的文章，提出“文化遗产学兼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特点”。经过20多年实践之后，我觉得文化遗产学其实就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离开实践价值，这门学科是很难站得起来的。比如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偏重于事实认识、学理认识等等，可以认为它们是与文化遗产学相关的基础性科学。文化遗产学和这些学科的最大差别是，它是一个带有很强实践性特征的科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类的现代化需求、服务于一种新的社会实践需求而产生的科学。

　　第四个方面，我以前在文章里写过，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它有自己的学科对象、学科目标、学科方法论，包括学科理论，有许多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当然，实践中不一定被理解或者接受。比如前几年我做过一个关于地名文化遗产建设问题的提案，后来是民政部负责办理的。这个提案后来发挥了作用，国务院通过了一个新的《地名管理条例》，修正版把我关于地名文化遗产提案的一些内容写进去了。当时这个条例在各部委征求意见期间，有些部委有不同意见，认为民政部不适宜使用“文化遗产”这个提法。后来通过协调，民政部也做了一些让步，最后《条例》还是通过了。但即使民政系统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做地名研究的同志提出，已经有了历史地名的概念和工作了，还要搞这个“地名文化遗产”做什么？后来我给民政系统的同志讲了课，对地名遗产相关问题做了解释，他们也认识到“地名遗产”和原来的“历史地名”确实不一样。这就反映出，我们新的实践、新学科的建设，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原有相关学科的“抗拒”，原有的行业部门的不理解，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不足，因此会遇到各种阻力。社会实践告诉我们，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确实非常必要，就是工作当然非常不容易，只是学者呼吁，没有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高校里一大批人来积极参与，只靠少数老师有热情也做不起来。

　　第五个方面，与社会需求相比，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方面是滞后的。尽管现在有不少学者在推动，但是从高校来看，有些名义上开设了文化遗产的学科，其实多是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等专业，仍然在旧有的知识体系里面，只是放大了一个概念而已。

　　毫无疑问，高校开设文化遗产专业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党中央对文化遗产高度重视。我刚刚完成的一个社科基金课题“国家遗产系统研究”，认识到文化遗产已经涉及很多行业、很多领域。文化遗产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实践领域，目前已经有一批高校，一批学者在做，有了一些专业杂志，包括全国人大还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文化遗产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果高校学科建设还是不跟上，我觉得就无法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和党中央的事业要求也有差距。从学科建设方面来说，我认为已经是非常迫切。

　　我在教学或者实践中体会到，文化遗产学在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到智能化阶段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它涉及人类对发展资源的重新认识。过去发展靠的是自然资源，今天在智能化时代和数字化时代，文化资源越来越重要，包括经济形态也在发生变革，特别是服务业及文化产业可能是未来重要的发展领域和就业领域。智能化生产导致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越来越强，而精神生产、精神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同样在变革，如数字世界的建设需要大量文化资源。在目前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需要去寻找一些更加能够共同面对、共同建设的一些领域，就是多样性文化的生产、分享、合作，还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问题，机器人代替了人工劳动之后、人类寻求新的工作岗位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等等。文化遗产学或者文化遗产事业，不管是知识体系还是实践体系，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或者说智力化工业文明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它需要人类有新的发展策略，特别是文化发展策略。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怎么把文化遗产学建成一级学科，如何来把握这种学科特征。我国要建设文化遗产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统一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的理论，那么“方法”和“目标”至关重要。

　　从文化遗产实践本身来说，目前大概涉及十多个行业和部委，还有更多的行业和部委正在启动，比如像交通运输部的交通遗产，科技部的科技遗产，住建部的乡村遗产、城市遗产、建筑遗产等，包括过去我们参与过的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遗产等等。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遗产对象，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学科建设方面有一个整体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有一个整体的世界性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国别性的，尤其这些年做文化遗产研究的同志，常常把文化遗产和文化自信、或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等等关联起来。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门科学对待，就要坚持一种科学的理论，把它作为像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或者一门专门的人文科学体系来建设，而且这门科学是全球性的。我们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文化遗产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大的课题。

　　从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来说，首先是要坚持它是一门科学，有整个人类的意义和价值，有很多自己的范式和概念以及方法论。

　　当然了，我思考的还不成熟。我在学生的课堂上会讲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要真的把它写成文章，甚至于写成书，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需要很多学者共同来做，需要汲取国际上大量已有的成果，不管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相关知识，要站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来看这门学科产生的背景、过程、内涵、意义和价值，就是要搞清楚，对人类来说，文化遗产学的理论知识及其实践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把学科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