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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造假也是一种犯罪
吴杨波：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艺术界的造假现象是和中国艺术界的收藏是共生的一个状况。某种意义上讲，有艺术收藏就有造假，造假实际上也是艺术收藏的一部分。那么，一些艺术作品它的价值到底怎么判定，我觉得很多时候完全在于人们心里面的一个意识。当你说这张作品是真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作品的价值肯定就是很高的，但是当有人说它是假的，我们所有人都说这个作品是假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下来了。被造假的画家可能是造假的受益者，他们其实是不介意的，因为这无形中提升了他的名气，从而提高他的市场价值。
鸥洋：你从哪里得到消息说画家不介意人家造他的假画？你自己是画家吗？如果人家把你的画造成丑八怪一样，你不介意吗？你的作品市场挺好的就有人造假，当你的市场不行的时候是没人造你的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画家来说，作品给人家作假是很让人讨厌的一件事情。假画丑得这样子，简直是毁掉了画家的名声。碰到有些傻乎乎的暴发户，他就把假画当真画去收购。当他发现是假的时候，他下次就不敢再收了，这就坏了藏家的信心，对市场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
国外对造假当做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在新加坡如果一个人造了假，这一辈子身败名裂，有这个记录，有这个档案，相当于是强奸犯。那是强奸了身体，艺术造假是强奸了人家的艺术。为什么杨之光也是忍无可忍，我们是身受其害，绝对不能认为造假很舒服，我不知道你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
杨之光为什么要在雅昌发出申明，也是要告诫了世人，让那些收藏者不要再上当。前段时间杨之光很忙，自己的画都没有精力画，但凡是有人拿画来给他鉴定，他二话不说，免费给人家鉴定，就是不想让人家受骗上当。
比如说我们工商局去管作假，你作了假画，本来质量还不错，就是假冒了别人的品牌卖得贵一点，那就要处罚。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损失是小部分。可是作为一个藏家来讲，买了假画，甚至是损失几千万、几百万、几十万，这难道不应该管吗？为什么国外就立法我们中国就不立法呢？
这个事情杨之光美术中心就豁出去了，这个事情作为全国首例，一定要奋起维护正义，维护藏家的权益。这个事情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但是很有价值。如果我们这个市场能这么严肃，这么认真，像国外这么认真也要造假，如果你造了假你就会身败名裂的，我们中国的艺术界市场就会走向一个健康的、正确的道路。
杨之光：我对这个问题深恶痛绝，假画的问题出来以后对我的伤害很大，各位想象不到有多大。因为假画水平当然没有我高，这是杨之光的水平？这是我的吗？我的水平就这个样子吗？真的是受委屈了。
一个人一辈子做几件好事不容易，我发现我这次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跟雅昌合作打假。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不得了，假画满天飞，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所以，用高科技来抵制高科技，他用高科技来造假，我们用高科技来打假，我们也想点对策。这是一定要做的，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坚决做到底。
造假是比拼高下的一种游戏
冯原：我们要回到与书画或者艺术造假相关的产业链来考虑问题。组成这个产业链的有哪几个层面？第一个是画家，提供原产品的人；第二个是收藏家，就是购买藏品的人；第三个是造假者，因为他也参与了这个产业链的流通；再接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参与这个产业链的鉴定家，没有造假就没有鉴定。所以，所有这一切依然围绕着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市场。
其实杨之光老先生从毛泽东时代过来，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号召打假的一种激情很像那个时代。其实计划经济年代有没有假画？没有假画。为什么？因为没有市场。有了市场才会有了跟市场交替有关的真假画。所以说，杨先生虽然是备受假画困扰，但同时是深得市场之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假画是市场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奢侈品市场，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市场。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也有所谓的造假的现象，但是那种造假我们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劣质造假，只有在奢侈品市场上才会存在我们今天的这种造假。而且，非必需的奢侈品市场，其实是一个赌场，造假者和鉴定者这种博弈关系才使得市场变得刺激，变得更热。所以，我们即便是找不到真正造假的受害者，但我们肯定可以找到造假的受益者。
造假排除了那些傻瓜的暴发户收藏家，或者说那种没有眼光的收藏家，又养活了一大批的鉴定家，某种程度上还帮忙做了著名画家的义务宣传员，当然也是传播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造假是艺术赌场中的最刺激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有它的市场上的合理性。
的确，造假是中国文人画的一种传统。那么，这种传统现在跟当下的西方社会有反差，刚才欧洋老师说西方社会是立法打假，我也很赞同，我也非常赞同西方社会的法制观念。但在传统社会里造假是文人圈的游戏，换句话说，造假是比拼高下的一种游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跟社会没有关系。但反过来说，在西方社会，今天我们在普适价值观里，假是一种危害公众社会的一种行为，所以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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