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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令作为当代最活跃的雕塑艺术家之一，当他三四年前在北京后海一个门店看到自己作品的仿制品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所有的创新如果失去法律的保护，这种创新就不可能持续。
1984年4月生于湖南省耒阳市。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07年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壁画工作室，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并获学士学位，《人物系列组画》被评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9年本科生优秀毕业作品。有多幅作品展出并获奖，作品《Bin Laden 》、《Michael Phelps》、《陈水扁》等被私人收藏。现居北京。
“在北京798，在三里屯，甚至在我福建老家安溪，我都看到过我作品的大量仿制品，但对此却毫无办法，这么多仿制品，想打官司都无从打起，更何况没那时间，也没那精力。”陈文令谈到自己作品的遭遇，显得特别疲惫和无奈。他认为，要保护艺术家的创新热情和成果，必须要有政府、法律体系的支持。现在很多艺术家都不懂得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加上现在整个社会都比较混乱，没有职业道德底线，没有文化公理，想发财随时就不劳而获的拿人家的知识产权赚钱。
对话陈文令
主持人：您怎么评判一件作品与艺术家自己的创作作品之间存在仿制、侵权?怎么限定?
陈文令：是不是我的作品，我用0.1秒就能判断出来，因为我的东西是有我的生命记忆留在上面的。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受我的影响，但受影响跟抄袭不一样。
主持人：在艺术圈里，现在已经存在了一些维权的事例，比如798的郝光维权事件，您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陈文令：我的工作室也经常被拆迁，北京很多艺术工作室都被拆迁，这里面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陋习，说话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信口开河，我经历过一些和房东的契约谈判，租房之前一切都好说，一旦出现问题就逃之夭夭，合同明明签了五年，但他随时就让你走，不走就来蛮狠的，搞个推土机整个就冲过来，非常野蛮，打架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蛮不讲理。像对我这种级别的艺术家，先前是百般的拉拢，百般的客气，千方百计想把我拉过去，等发现不对、不行的时候，就要轰你们走。他们之所以要轰你们走，这背后是存在利益的，所以现在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基本上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什么都干得出来。
主持人：面临艺术区工作室被拆迁，艺术家有过维权的行为，但好像最后都不了了之。一位成都的艺术家曾说过：“艺术家盲目进京造成人才重叠严重，市场根本也消化不了。真正能做艺术的，不管你拆不拆，他都会坚持下来。”他认为北京出现的艺术区集体撤离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艺术泡沫的挤压。您对此怎么看待?
陈文令：整个艺术世界就像一瓶啤酒，不可能都是泡沫，所以这种泡沫的确存在，但不完全是泡沫，一些是半啤酒半泡沫，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盲目进京，谁盲目和谁不盲目这点是说不清楚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太多的界限，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拆，但你不能忽悠艺术家纷纷进入你的社区，像我现在这，本来签了五年，今年才第二年就说要拆，先前什么样的东西都能承诺，我有时候觉得艺术家不对之处就是太轻信，容易相信他们，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块问题就是政府的政策变化快。对于“拆不拆都是能做艺术”，我是认同的，在不同的地方，无论大小的房间都是能做艺术的，但是让人生气的就是现在蒙人的多，现在每年都有艺术区面临拆迁，都不可靠。
主持人：您同意“艺术家是弱势群体”一说吗?有位艺术家就曾说过：“艺术家很多都是外地的，没有户口，缺乏保护，其实比当地村民更加弱势。”您对“艺术家比当地村民更加弱势”怎么看?
陈文令：这种话都是相对而言，从世俗的角度说，你不成功你就是弱势群体，像曾梵志怎么会是弱势群体?有些成功的艺术家一个人就顶你一个企业，我是觉得多数艺术家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个高危产业，很容易就会让你做不下去，所以我不太鼓励年轻艺术家动不动就去做当代艺术，你一定得有这个底气才行，不然吃不了兜着走，你大半辈子就耗进去了，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高校教育下，考进去就觉得成才了，毕业出来就觉得更成才了，一走进社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得从头来。上学时老师教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人们往往一毕业就变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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