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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人收藏”的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文人收藏”是中国文化艺术系统有序的保存与传递的一个重要形式。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产生、发展的前提，是物质满足之后，精神上的文化自觉。依托于长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与社会族群观念，和官僚体制紧密相连，与文人艺术、知识传承紧密相关，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精神化、自觉化、圈子化特征的文化现象。
文人收藏在收藏行为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实践和理论互动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运动。实践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创作的实践，二是文化、艺术品搜集、购求、庋藏、传承的实践；理论上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藏品的着录、研习、学理传播，二是收藏这一行为的记录、评判和研究。
文人收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就在于它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一方面是不间断地搜集和庋藏，一方面也有不断地理论总结和归纳。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文人收藏以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线索或是一个简单的模块，而是一个具有着复杂性联系的整体。
所以，今天谈论“文人收藏”，不能把“收”与“藏”作为唯一的标准。文人收藏的发展是一个文化现象。虽然，“收藏”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进程，在当代并未停止，但是，“文人收藏”群体所依托的种种基础已不复存在，导致“文人”群体的消失，那么，关于“收藏”的讨论，应该允许也需要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和多维度的展开。而不仅仅是收藏者将自身比附为“文人”，也不仅仅将收藏者局限于必须是“文人”。由“人文收藏”而取代“文人收藏”，强调知识、欣赏基础之上的文化性，将显得更为科学和实际。
实际上，自从明末商品经济兴起以来，“收藏”的历史事实就已经告诉我们，可以有不同于“文人收藏”的另外多种“商人收藏”、“市民收藏”等等的收藏文化。这样一来，无论从历史进程来看，还是放置于当代社会，对于收藏文化的探讨，就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也不仅仅对一种逝去现象的追慕，它应该获得一种真正有助于当代实践的认识。
结合当代收藏活动的实践和一些理论总结，文人收藏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就是通过文化价值判断输出的权贵主义。按当代的通俗说法，就是“圈子化”。“圈子化”通常被认为是身份、文化层次、经济实力等等的概念，其深层则是文化价值的判断。这一特点导致了传统文人收藏强烈的排他性，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中国收藏史上，雕塑、工艺、壁画一直未能跻身于上层社会的藏家视野，尤其是在汉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从来没有获得比书法、绘画更高的地位。中国雕塑与绘画虽同属于造型艺术，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却大相异殊，与绘画相比，雕塑则只是工匠们的“皂隶之事”，在传统的观念中，一直没有把雕塑看作是一种与绘画同等的艺术形式。相对于传统文人书画作品记录、品评的文献浩如烟海，对于中国古代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作为“匠作”艺术的偏见，没有一部象样的工艺、雕塑、壁画论着，因为中国古代的雕塑、壁画等艺术品，长期没有纳入到藏家的视野之中，严重缺乏应有的史实记述、美学发扬和理论总结。在近代西方文物考古观念输入以前，除了部分碑刻、青铜器等作为金石文献的特征而有所重视之外，中国古代优秀的雕塑、壁画、工艺等艺术传统，普遍没有因为“收藏”而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这不能不说是“文人收藏”视野下的一种极大缺憾。
第二，传统文人收藏的另一个特点，是基于“权贵”心理意识基础上的秘藏、家传心理。“宝爱”心理下的注重私藏和秘而不宣。千年的文人收藏历程，大多如此。这是一种类似于许多“手艺”中，“传男不传女”式的自私、扭曲心理。虽然这种“宜子孙”、“子孙永宝之”的珍爱行为在最大的可能上充分保护了文化艺术品的完整，但也带来了其价值的严重失落。使得许多艺术品在相当长的某些时间段落内，不能为社会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其他文化行为，带来应有的影响。由此，还带来了收藏史上的另一风气：物质、精神双重私欲占有基础上，不顾艺术标准与历史事实的骄矜自爱、唯我独尊，使得收藏自我神秘化，这是中国收藏文化中远未引起重视的，令人厌恶的恶劣习气。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收藏史大约地分为两个层次：文人收藏和民众收藏，这一“习气”的恶果，在文人收藏那里，就体现为维护权贵和文化封锁；在民众收藏层次上，则体现为由神秘化，甚至是欺骗手段下，对经济利益的赤裸裸追逐。并且，民众收藏中的这一习气发生作用的根源，正是出自于文人收藏的“权贵意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认识到文人收藏与整个中国收藏史发展的一个关系：文人收藏作为一种官方之外的主要收藏风气，因为其参与者主要是身为官僚机构参与者的官员、士大夫，他们的认识和态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方收藏的视野。所以，“文人收藏”所代表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收藏传统的主要精神取向。在魏晋以来文人收藏兴起之后，藏家的认识和态度，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美术的走向，文人的游目骋怀、寄情达意和宫廷艺术成为美术史的主流，而美术与民间文化的血肉联系与良好交互，逐渐被隔离而渐行渐远。文人收藏的缺陷，也因此脱离而被进一步放大。
所以，在当代谈论“文人收藏”这一命题，需要清楚文化价值判断的一些基本问题。即使是在精神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的呼唤回归或继承，也需要理性地分析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整体性地纠正文人收藏历史上的那些弊端。当然，在经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到现在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之后，尤其是推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之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之后的收藏文化内部，早有新鲜的一种力量在做自我的替换和调整，截至当代，尚未有足够的理论建设思索，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思和批判。尽管百年间对于收藏文化的讨论从未间断，但是多数是以传统收藏和西方以赞助人为话语体系的收藏展开的。在今天，中国的收藏文化研究，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我们完全有条件也能够有充分的现象、事实和典型例证，来供我们总结出新时代的收藏文化特征，建立一种不同于文人收藏和宫廷收藏，也不同于赞助人概念下的新的收藏文化。
二、当代收藏的文化命题
如果要使近现代以至当代的收藏活动，可以如古代的文人收藏一样，上升为一种文化(也即无经济功利状态)，首要的是建立起一种现代理性与传统学术的联系，使得传统中的一部分有益的精神价值，真正活化到今天的收藏活动实践和理论思考中来。这大约有两个过程。
第一，真正找到新的创造的收藏实践方式、方法、目的。尤其是收藏者自觉的，作为一个文化追求者、参与者个体的主体价值。以往的事实告诉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时代的收藏家个体的行为，是重复地遵照前人的。每一位收藏家的庋藏过程和手段，可能都是充满变数和机缘的，在不同的时代，收藏者有不同的目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乾隆时代，有以积聚庋藏为特征的的清代宫廷收藏，同时期，则有“以散为聚”(所谓“以散为聚”主要表现为以刻书、外借的方法把书存之于世、扬之更广，清代乾隆年间藏书家鲍廷博，即是“以散为聚”方式收藏的代表，卢文弨《微刻古今名人着作疏》评论鲍廷博刻书说：“于人世一切宝贵利达之外，复不私以为枕秘，而欲公之。”)为特征的收藏行为，究竟哪一种，对当时社会和后期历史更有价值？这是值得思考的。
所以，收藏文化在不同的价值观下，甚至有着截然相反的手段。这一矛盾性在当代收藏活动中并不少见。是尽量藏之深闺以妥善保存，确保留之后世、泽被未来的保险方式(所谓留存文化火种的秘藏方式)，还是尽量地示之世人(如以建立私人博物馆或者捐献公立博物馆等机构的方式)以达到广泛传播，实现藏品的价值？在中国当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焦虑。在以“我”(满足自我实现)为中心和以物(满足藏品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两个极端上，当代的收藏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实现藏者主体位置和价值的方法。这是需要我们今天的收藏家警觉和思考的问题。要实现收藏是一种文化，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收藏为什么”的问题，否则，谈论收藏文化是没有根源的，至少从目的性上来说，没有真实可信的来源。这样的收藏，只是功利主义的与文化相关的活动，谈不上是“收藏文化”。
第二，立足过往的收藏文化经验和今天的收藏现实，来解决问题，找到今天收藏文化的位置。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其古典时代的文人收藏或官方收藏，对于人类文明产品的珍视与记录、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有效的成果，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和财富。谈到“文人收藏”，这是中国的传统，在与古代宫廷收藏对应的当代官方收藏(如代表国家、政府的博物馆、美术馆)体制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文人收藏”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今天的收藏实践和研究当代收藏的一个精神支撑，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建立收藏文化的一种动力源泉。实际上，不单单在收藏领域，在当代全部社会生活中，中国古典的社会伦理和生活价值观，以“据于德、游于艺”为基础的理念构成的生活思想，都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所需要的，是让当代开放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条件作为一种触媒，诱发其潜藏的活力。
当代收藏文化的形成，有古典收藏文化和西方收藏意识两翼可以参考、借助，但它所依靠的决定力量，需要从内部自发形成，而不可能依靠古典文化或者是西方意识下的方法论输导。
三、“文人收藏”精神的当代活化
怎样使我们今天的收藏活动，在面对“文化”高度的命题上，能够得到更充分的支持，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在当代的收藏活动中，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文人收藏”中的有益精神。比如，藏品对于传统文化继承的导向教化、尊重敬畏作用(如作为文化延伸的建筑、书画、文献作品)，美学意义上的升华和完善(如石、木作为普通物事的文玩收藏)，对于过去时代记忆的物证作用，以物性收藏为基础形成交游友谊和集体性开放观赏等等。
对于“中国收藏”传统，我一直强调收藏的“物”之外“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艺术收藏，从来就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友好关系。中国是一个人情的国度，在传统艺术的领域内尤其体现得充分。比如，当代艺术市场拍卖中，常有宣纸厂、笔厂、墨厂等单位为上款的画作出场。因为他们携带种种物品，周转于各艺术家之间，以物易画。对于画家尤其是名画家来说，他们的绘画材料、工具，甚至是其他种种，常能通过绘画作品实现“物物交换”。许多画家因为创作的特殊要求，与绘画材料提供者甚至成为朋友。发展到后来，收藏者喜欢直接面对艺术家购买作品，而不是走向画廊或者拍卖会，所以，艺术家“前店后厂”式的经营是中国艺术市场的一大特色。在明清时代文人画家的笔记、信札之中，这样的记载很多。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交易方式，带有浓浓的人情意味。
但是，当代许多研究者在论析明清之际商帮与文人艺术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普遍采用的“赞助人”概念，实际上不能准确表述中国式收藏的艺术家与“赞助者”之间的应有特征。在物质利益的交换之外，中国文人艺术家与商人之间，普遍存在一种温情脉脉的，精神层面上的交际关系，虽然在有些时候，这样的交际建立在物质与金钱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的传统中，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类的文化上的心理慰藉需求以及慕古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的。时间变化改变的是人事，不变的是人心。如传统对于精神产品认识的极致：“敬惜字纸”的观念，其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人尊崇、敬畏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经由文人的扩张，而成为全民都严谨恪守的道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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