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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初，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将文物背后默默耕耘的文物修复师带入大众的视野；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与夫人彭丽媛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时，特意来到故宫文物医院，也体验了一把“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的重视、大众的关注，文物修复工作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新时期，也将有新的作为。
书画文物修复是一门极强调专业性、技术性和经验性的学问，特别是对不同质地、材料、年代、技术门派书画进行的修复。一幅书画从“确诊”到“出院”，至少经过数十道程序，短则一两个月，长则数年。如同诸多其他传统技艺，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师与徒，口传与心授，成了代代传承的纽带。但是时代的发展，也要求这门古老的技艺更加科学、严谨，以面对更多的挑战。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南京博物院因其丰富的纸质文物修复经验，担纲中国部分的《书画修复导则》的编撰工作。各级部门鼎力合作、南博项目团队与全国各大博物馆一线修复专家通力付出，中国第一部关于书画文物修复纲领性的“导则”在日前面世。书画文物修复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标准？“导则”如何协调书画装裱修复行业门派多样、地域差异的现状？“导则”又将为整个行业带来哪些推动力量？本期“鉴藏”，我们走进中国书画文物修复行业，谈一谈这门古老又焕发着活力的技艺如何建立起新时代的“导则”。
美术报：中国书画文物修复是一项有着悠久传统的技艺，如今“书画文物修复导则”的确立，是基于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张金萍：导则，一定要提供“指导性的原则”。过去可能是师徒相传，很少注重一些“原则性”的内容，但是现在各个层面对文物保护越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原则的确立就很重要。
“导则”的编写，最初是基于联合国关于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蒙古国东亚五国的“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的项目。当时给南京博物院的任务就是编写中国纸质书画文物修复的“导则”，我们在此框架基础上加入了绢本书画文物的修复内容。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文物工作，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批示。要“让文物活起来”，首先就要让文物有被利用起来的可能性，保护和修复的工作就是前提。另外一方面，书画装裱修复是一项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与其他传统技艺一样，也秉持着师徒之间言传身授的传承模式。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真正把修复经验总结、提炼，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指导性书籍。南京博物院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有了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学习与传承，近几年又加入了高学历的年轻力量，形成了完整的传承体系。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经验积累都具备了总结与凝练的能力。同时，我们还要求科研人才与修复人才相互搭队融合，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在写书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作用。而且，作为国家文物局纸质文物重点科研基地，南博也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去做这件事。老师傅的经验，年轻人的知识结构，科研人员与一线修复人员的结合，加上国家重视支持的大背景，“导则”的完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成果。
美术报：“导则”是如何协调不同地域、不同技术传统下书画修复各个流派的差异性的呢？这些对各修复单位现有的修复流程是否会产生影响？
张金萍：“导则”的确立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整个编写过程，邀请了全国各地区、各博物馆修复领域的专家，举行了十几次专家会议，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才最后达成共识，主要编写的就是国内主流的修复方法。其实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苏裱、北裱、扬裱、沪裱等不同流派在装裱形制、镶料选用、色彩搭配等装裱技艺方面的差异相对大一些，相反，修复技术方面的差异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对于修复的差异性，我们也做到了尽量兼顾。比如托画芯这一工艺环节，就列举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这都是为了让国内几种主流方法都呈现出来，并供具体操作人员在实施的时候能有所参考、并作出相应选择。
导则与各个博物馆现有的修复体系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互相配合的。各个文博单位目前已形成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修复风格，而“导则”的确立，可以为他们提供可供参考的原则，同时结合案例展示，可以让大家能更清楚理解。
美术报：如许多传统技艺，书画修复技艺是否存在某些“不外传的秘笈”？对此技艺进行普及的“导则”是否会有所保留？
张金萍：确实，在传统的手工技艺的传承当中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现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文物是世界的，也是全人类的，相应的修复技艺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交流，才会有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导则”在编写之初，立足的观点就是开放包容。我认为，同行之间的交流，可以换来更大程度的共享，目的都是为了让文物能够继续更长久地留存下去。
美术报：书画文物修复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标准？
张金萍：这几年来，国家文物局在文物修复、保护方面加大了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标准的建设。早在十年前，国家文物局就特别重视文物保护标准的建立。2008年，南京博物院负责编写了“WW/T 0025-2010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26-2010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WW/T 0027-2010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这些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也就明确了文物修复的程序及其管理体系。
其实，文物修复是一把双刃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文物修复需要“度量衡”，我们总结为“四则六性”。“四则”即：最小干预原则、最大信息保留原则、文物修复安全性原则、可再处理原则；“六性”为：经验性、专业性、科学性、规范性、艺术性、创新性。例如：对于是否揭裱的问题？有人为了省事，习惯性揭裱重装，但是揭裱一定会对画芯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建议能不揭裱就尽量不揭裱。我们提出“保留原裱”“还旧处理”“重新揭裱”，三种程度的处理方法，也配合了具体的案例供操作者参考，这是文物修复中“最小干预”原则的集中体现。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能不揭尽量不揭，能小修不大修，能用缓和的药不用猛药，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
美术报：在国家对文物工作如此重视的大环境下，对文物保护行业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望？
张金萍：行业的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加强人才培养是首要问题。过去，我们中国的书画文物修复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很多修复人员是有美学基础的，艺术专业人员才能进入修复领域，这样对美的欣赏、对美学的理解就会与工匠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补齐的短板。现在很高兴看到有绘画、美学基础的高学历年轻人，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进入到修复领域。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学习、锻炼。
我们国家的博物馆文物修复行业加起来只有不过2000人，而文物普查的结果，中国可移动文物有1.08亿件（套），其中有那么多的文物需要修复。现在国家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行业中来，这个方向是好的。但是，社会力量的工作规则等方面还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来进行规范。我们看到有很多民营公司有相当的参与热情，但是有热情并不代表其有能力做好。他们也希望有专业的行业技术、实践理念的培训。国家也预备出台文物修复师资质的考试，对修复行业进行规范。
除了技能的培训，修复保护观念尤为重要。理论指导实践，做修复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有句话说，“先学三年，通行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很多人一开始学修复觉得很简单，但是通过深入学习，对文物价值越来越了解，学习时间越久就越不敢轻易动手，这说明越来越有敬畏之心了。所以，责任心、匠心、职业道德的培养都需要同步加强。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文保人才。同时，团队文化的建设也很重要，老师傅、年轻人，科研工作人员、一线修复人员，大家在一起工作，要有团队协作的能力。老师傅要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年轻人也要学会批判性地继承，并做到研究性修复。不是修复得越多越好，而是要通过修复，在过程中把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对整个行业进行引领，对同行产生帮助。有时候“做的慢，就是做的多”，“做完”和“做好”，只是一字之差，但时间久了就是人生的变化。所以，修复文化、修复认识、修复技能，是共同发展的，缺一不可。
此外，我们还和高等科研院校建立了合作，提供了相应的修复实习岗位。我们与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在科研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以开发新的修复技术和仪器。修复需要多学科的协作，不同学科的跨界可以从新的角度给出保护思路。
虽然，我们是在几乎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完成了“导则”的编写，但实际上，“导则”在国际层面代表了中国的书画文物修复水平，所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接下来，我们也进一步计划在国外发行其他语言版本的“导则”。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大量的书画文物需要进行修复保护，期待“导则”也可以带去一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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