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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是20世纪以来中华学术文化的一座高峰，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以目录学为纲、语言文字学为器，追根溯源、探幽阐微、广博会通，追索中华文明之源头、动因和内在精神，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精神全面系统的观照和阐释。由中国现当代百余年学术思潮观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仅就民间文艺研究而言，其学术层面的文化自觉意识，中西、古今、文史哲艺会通的学术视野，文化史、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
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
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文化原本“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不断遭遇认同和改造问题。如何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明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真正使历史和传统成为文化延续下去的根与种子，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饶宗颐先生的古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楚辞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宗教学、中印文化比较史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嬗变的追索，体现了学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在艺术史研究中，饶宗颐先生回应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总结中国考古学成果，以地下出土文物、出土文献、域外记载及甲骨文四重证据立论，将中国的原始绘画艺术追溯到石器时代，并通过对上古时期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为后世的艺术形式、技巧、风格寻根。由此不仅形成了对中国艺术史源头的追溯，而且对中国早期艺术风格作了初步总结。研究者就此指出，“上古艺术史作为‘无名艺术史’，饶宗颐对其的追溯，揭示了中国绘画在其起源时期的一些基本面貌。风格探讨是饶宗颐上古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但是这种风格探究，又是在不同文化地域以及相似文化区域内部进行文化比较的大视野背景下展开的，因此，风格追求的背后，饶宗颐实际是在考索一条民族艺术文化精神衍化的轨迹。”饶宗颐先生在研究中追本溯源，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发掘民族文化秉性，守护民族文化记忆，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使命精神。
正如费孝通先生曾阐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当前，民间文艺研究与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自觉，在学术层面上追溯民间文艺的源流关系，研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动因，追寻族群永恒的“心灵图式”，实现共有的文化传承。这也需要建立更加宽广、深邃的学术视野。
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
包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近现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我国学术研究不同程度上存在中西对立、古今隔阂的思考模式。在艺术研究领域，从学科建制到具体的方法论，多以西方学术体系作为参照，或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阐释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从自身历史语境出发做出系统的学术阐释极为必要。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相对于强调中国古典艺术向现代转换与流变之“断裂”的观念，饶宗颐先生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观察和阐释，不仅充分运用各类古文献包括画史资料考证、还原中国古典艺术史原貌，而且汇集当代新思维、新方法，厘清中国艺术史研究命题，形成了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在会通中西的意义上，饶宗颐先生的艺术史研究从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语境出发进行阐释，“在一种文化自我生成、嬗变的过程中阐释和理解艺术”，并以客观的学术态度考察文化的生成之初或嬗变过程中出现的异质文化影响，包括“在上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西亚文化影响下的艺术题材、风格的比较，在中古艺术史研究中，对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给予中国文艺的影响的考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旨趣与追求”，不同于单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理论来规范和阐释中国传统艺术史的研究范式，而是建立了学贯中西的研究视野。此外，饶宗颐先生的研究中体现了文史哲艺的学科贯通，自述“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仅艺术史研究即“综合运用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楚辞学、比较文化学的新观点、新材料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外古籍和文化史演进，解决彼时绘画的题材、意义与功能，惟其如此他的研究比一般的专业美术史学者更能以大观小，触类旁通”。李学勤先生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世纪交替之际，总结过去、启示未来，本是学术史发展的一条规律……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所引起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讨论。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第二，考古学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狭隘认识……第三，大量简帛佚辑的出现，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由改写文明史、学术史到走出疑古时代……有字、没字的考古材料与书面文献综合研究，便成了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三重证据’。……因此，多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入手，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相。”
民间文艺具有本然的生活属性，植根社会土壤，包含地区与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观念、知识技艺和乡土情感，而且从历史生成和发展演化的过程看具有本元文化特质。对民间文艺的研究需要会通的学术视野，把握其本元属性、历史遗存和流变，在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阐释其发生发展过程，全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发挥的作用，以学科融通的视野把握所关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内涵，历史、客观、全面地建构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体系。由此也需要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展开研究。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
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先生主张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以文化还原为特征的考证旨趣，具有文化史的比较眼光，在艺术研究中注重史料的纵深拓展。饶宗颐先生曾言，“我们要避免使用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并指出，“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给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里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因此饶宗颐先生广涉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及金石学、书画等诸多学科门类，而成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强烈的历史整一性、连续性，贯穿着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探求。
正如饶宗颐在上古绘画艺术起源的研究中，重点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图案形式、技法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把握器物图案的形式特征和对后世形式风格的影响。参照此前考古学家李济提出的古器物学研究主张，可进一步看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于民间工艺研究等的重要启示。李济提出，“器物的类型就好像生物的族群或种类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就器物的全部来说，最方便的起点是以形制为主体研究的对象，而文饰、用途以及其他的方面都附属在这一主体上”。“这种由文字向实物形制及其他方面的转向的研究理路改变了把古器物当作‘证经补史’的材料的金石学研究范式，避免‘古器物’化为‘古玩’，‘题跋’代替‘考订’，‘欣赏’掩蔽‘了解’”。这种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上对器物、工艺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当前进一步研究和梳理中国民间工艺造物文化启发在于，展开严谨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并深刻发掘内在精神，进一步寻找和阐释我们民间文艺演进发展的文化历程和精神动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饶宗颐先生作为学术大家，秉持中华优秀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博通古今，融贯中西，以深刻的文化自觉、会通的学术视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懈追寻，在文史哲艺等广博的领域形成了卓越的建树，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弘扬传统、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学术风范，对后学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饶宗颐先生重视民间文化研究，从治乡帮文献开始，就从地方历史文化出发做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延展成学术系统，他所倡导的“潮州学”研究不仅涵盖其论著所涉及的各研究领域，还包括民间信仰、民俗、戏剧、音乐、民间文学、方言以及潮人内地移民史、潮州商人的海外拓殖、潮瓷的出产及外销、潮州之南明史等，从而实现“地方史乃国史之一部分，潮州学实也为国学之一部分”。饶宗颐先生对民间信仰有深入研究，在《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等论文中，通过出土文物、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考证等论述了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现象和思想渊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发人深思。在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中，饶宗颐先生也就民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据和论证，如在甲骨骨版研究中，对镌刻着以弓矢射糜于京室图，分析指出“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民间文艺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溯本求源，以古今、中西以及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野全面认识，以文化史、精神史的方法深入探究，高扬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弘扬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研究学术方法，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学术使命，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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