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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说，改变全球古典音乐产业格局的“音乐会网络直播”的点子，灵感来自于中国，估计很少有人会当真。但事实的确如此。2006年，柏林爱乐乐团在西蒙·拉特的带领下巡演中国，履及京沪及台北。台北音乐会主办方在音乐厅外的广场上竖起了大屏幕，进行同步户外直播。当西蒙·拉特在音乐会后率众将走向广场，迎面扑来的是相当于剧院内观众人数十倍的人群传来的欢呼时，他和许多乐师一样都受到了“惊吓”，但更多的是惊喜。打道回府后，柏林爱乐苦心钻研，如何让台北的户内外同步欣赏场面常态化，如何让自己的演出“走出去”。两年后，他们想出了对策，那便是震惊业界的“数码音乐厅”。去年5月7日，乐团重返亚洲，在台北的音乐会同样通过“数码音乐厅”直播。
一时间，音乐演出网络直播蔚然成风。芬兰拉蒂交响乐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和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等财大气粗的行业翘楚纷纷成立了自属直播平台。当有更多的院团表示希望加入这些平台时，它们给予了无私奉献和帮助。2015年，欧洲成立歌剧网络直播平台，由30家歌剧院加盟，每月推出一部全本歌剧的高清直播和点播，项目试点三年。欧洲歌剧院和音乐厅的老大们在谷歌文化学院的技术支持下，在去年夏天推出这个平台的升级改造版，全世界的优秀音乐机构都可以在该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演出视频，乐迷则可以在一个独立平台上阅尽乐界繁华。
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参考？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以巡演为主要形式，结构单一，模式简单。院团国际巡演动辄出动百来人，少则几十人，团队的衣食住行是一笔可观的开销。当然这类巡演往往享受赞助商或政府的专项补助，在经济压力上不足以成为负担。虽然我强烈认同“现场是无法替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观点，但是，巡演中的演出现场能给当地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往往还是多见诸于报刊记者的“妙笔生花”，而很少深入实在的数据和口碑分析。另外，现场音乐会毕竟受众有限，以音乐厅座位数“画地为牢”，以晚饭后三四个小时“守株待兔”，加之中国院团的出国巡演很少能做到常态化和普遍化，进入国外机构的乐季享受打包宣传推广的几率微乎其微，更是局限了我们走出去巡演的意义。久而久之，看似热闹非凡的海外巡演图景下，出现了为巡演而巡演、为经费而巡演、为指标而巡演、为政绩而巡演的怪圈。
来自柏林爱乐乃至欧洲乐团的经验，为走出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演出音频和视频的传播，其中就包含网络传播、介质传播和移植传播。事实上，国内院团及演出机构对网络直播并不陌生，更有大规模平台集中涌现，承担了为乐迷输送大量免费节目资源的重任。虽说网络无国界，海外人群理论上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收听、观看和下载音乐会音频视频，但语言交流上还是有障碍的。大多数此类平台只有中文，缺少或没有英文版，就是有也是蜻蜓点水装点门面，极大地阻碍了内容的输出。因此，诸如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频道”等是否会及早推出英文版，融入国际舞台，便成为验证是否对“走出去”有更长远眼界的明镜。
在以实物诸如唱片、影碟和磁带等构成的介质传播因为海内外发行渠道连接不畅而逐渐涣散后，移植传播肩负起了对外推广中国文化的另一重任。我所理解的移植传播，指的是第三方实物平台对音频视频的传播。在其中居功至伟的便是“机舱娱乐频道”，因为对于很多从未踏进中国国门的外国游客来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初印象就来自于飞赴中国航班的机舱娱乐系统。
前不久我搭乘了国内航空公司的新型客机，被经济舱巨大的椅背显示屏、USB充电插口和魔幻版的舷窗和客舱灯光所吸引。但当我进入英文版机舱娱乐系统的音乐版块时，顿时傻眼。“古典音乐”类别中竟然没有一首1976年以后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国管弦乐和歌剧几乎被忽略了；“民乐”则把二胡改编演奏的流行音乐也计算在内，国内顶尖民乐团诸如中央民族乐团等的唱片在其中全然不见踪迹。这些航班的机舱娱乐系统，音乐选取片面过时，专辑介绍语焉不详，曲轨显示信息不全，和先进的硬件形成强烈反差。
人们常说，一些事物越是重要就越习以为常，比如空气、阳光和水。网络及手机的普及化和民航的飞速发展，其实早已构成文化走出去中易被忽略但恰恰极具成效的契机。中华文化当然要随院团巡演“走”出去，但同时也需探寻多种模式结合并举，学会“蹦”出去，“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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