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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来到天津大学（北洋）校园，我便给自己一个使命。我要在这座校园里不断去深化人文的意韵。
为此，我致力将学院“博物馆化”，不断积累文化的存蓄；并不断组织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活动，以增添校园空气人文的含量。当然，我也更希望在北洋的土地里找到它自身的一些文化宝藏，把它挖掘出来，让它自身的文脉和血气通畅，让它的历史在今天发光。故而，在十年前建院之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蜡像艺术家来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的创办人盛宣怀塑像。
三年前我到山东做文化考察，顺道去看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济南西南郊的新校区。院长潘鲁生陪我在校园里散步，在他们偌大的校园里居然有一座山。令人更吃惊的是这座山的历史非同寻常，竟然就是诗人徐志摩当年乘机遇难的那座山。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为去北京出席林徽因关于中国建筑的演讲会，由上海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一架邮政飞机，在途经济南时遇到大雾，驾驶员难辨认方向，最后撞在长清一座不足百米的小山上，机毁人亡。我当初从近代文学的史料中读到这个悲剧的过程，印象中此山雾霭遮面，阴森不祥，但潘鲁生引我去那里一看，却是山林青翠，风物温和。这又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悼念诗人写的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我心因之释然。
可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一位年轻人，对徐志摩做过些研究，告诉我徐志摩曾在北洋大学上过学，时在1916年，学习法学，直到1917年北洋大学的法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他便随之去了北大。头一次听说徐志摩曾经就读于我现在工作的天津（北洋）大学，这使我十分汗颜。由此回津后，查阅资料，知道徐志摩曾来京津上学，由于深感当时社会和政治的腐败，才转而留学到海外。不管怎么说，由于徐志摩在天津大学念过书，便不由得增添了对这位具有非凡才情的诗人的关切。
前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特意去到国王学院游赏，是因为徐志摩那首深驻中国人心里的名诗《再别康桥》就是在这里写的。
如今，在剑桥留学的中国学生把这首诗中那几句人人会背诵的诗，刻在一块表面平滑的石头上，放在桥边，给绿茸茸草地一衬，清新耀目。我忽然心动，好像有了灵感。我站在桥上用手机打给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潘鲁生院长，对他说：“何不塑一尊徐志摩像，铸成同样的两座，分别放在我们两所大学的校园里，一座纪念他之生，一座纪念他之死。”
潘鲁生赞同我的想法，请他学校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雕塑家来创作。作品进行得很快。这年的初冬我去泰山做挑山工口述史，顺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时，就与潘鲁生和雕像的作者讨论小样了。经过反复的修改与深入，徐志摩雕像终于完成。
我喜欢这件作品在写实的本体上，对人物的身材的修长做了一些大胆的夸张，喜欢作者追求语言的纯净与精致美，喜欢雕像骨子里那种诗人的清灵。应该说，它看似写实，实际却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一种凝固的性灵。
现在，我把它竖立在校园的一块树叶婆娑的绿地上。我不想叫人看出是“刻意”放在这里的。我希望就像一个世纪前，诗人散步或走过这里，偶有所思，步履稍停。但这一停，就永远停在北洋的文化史里了。他一定会对今天校园的学子们有所触动吧。
确实，我把太多的心血放在北洋这块土地上。我不求回报，只望它土沃木长，叶碧花鲜，硕果结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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