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二维码|
一
拜祭先祖，其来有自。从甲骨文时代就有文字的证明，延绵至清末，始终未断。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了其中有些祭典。纵观古今，拜祭的形式随着时间、世情的变化而有所演变。这种演变，很难说是进步还是退步，它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为何拜祭先祖，没有改变。
炎黄文化成型于农耕时代。农耕生产的发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继承。从财产到技能、知识，都需要承接先人和前辈的成果。重继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没有他，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是民族共识。不仅继承宗、祖给自己的知识，还要延续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
正是由于重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所以中国被称为一个文化“早熟”的民族。“早熟”，就我所知，最早由梁漱溟先生于1941年提出。我对此有些质疑，因为这是以希伯来系列文化为标杆，而且出于历史线性发展观。前工业化时期希伯来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经过文艺复兴，形成了西方的观念体系，包括西方哲学所说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而中国早在农耕还比较原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体系，这一体系的定型者就是孔子。如果立足于中华文化，以我们为标杆，也可以说西方的文明是“晚熟”的。我们的文化至少五千年来延绵未绝。定型早，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到民众心里，渗透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每一个习惯里。因此，尽管有外族入侵和内乱，仍然无法使它中断和消灭。如果缺乏了早熟和定型，在外力和内力的双重作用下，结果则会相反。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印度的文明，都灭绝了或中断过。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忘列祖列宗，就意味着要让中华文明不断延续、发展、壮大下去。
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举行拜祭，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思考。我们对于先祖先烈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和对今天的影响，有着富于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社会要通过劳动，构成和谐的气氛，加强继承和传播，并且不断地创造。今天无论是拜祭伏羲、黄帝，还是拜祭孔子，没有人想回到那个时代的状况中去生活，先祖的精神是在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人类从开始意识到自己和树木、禽兽、山河不一样时起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将要归于何处？至今这还是人类思考的头等问题。这意味着人的自觉。当一个人不知道应该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说他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中华民族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来自大自然与先祖；自己也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终有一死，尸骨灭而精神存；时间、空间转变了，此理则依然。例如清明节的家祭，实质和拜祭民族共同祖先相同。用宋朝哲学家的话说，这叫“理一分殊”。一理，就是寻根溯源，想象未来，想到自己如何继承先祖的精神，如何继续创造，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如何完善人生的价值；“分殊”，就是拜祭黄帝、伏羲、家祖和父母等等，对象、形式各有特色。
但是，当一个社会只有小家庭拜祭祖先，久之，这个社会就呈现出一种离散趋势，凝聚力减弱。想想过去，思考现在，有心人都会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学术、社会，都是对古代的继承和发展。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今天的基础。再想想，2015年我们在这里研讨，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们想到今天的情景，就会像我们回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位先生分别派人拜祭黄帝陵的情形，人们认识到，这就是一脉相承。既然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要想到，应该如何做人，一百年后的后代将如何议论现在的我们。一想到此，我们越发感到一种敬畏，应该感谢列祖列宗，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二
拜祭黄帝有没有特有的意义呢？
我想先说一说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特点。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发展了、普及了。“理性”这个词来自西方，是文艺复兴所确立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是指依靠思辨、逻辑推理分析世界。文艺复兴形成了西方思维的定势，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而中国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很不相同。这种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实在”（神），以及今天我们生活中时时可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假设，都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性来确证。于是，像《旧约》里的“摩西五书”，以及婆罗门在《奥义书》里所突出表达的大梵等，都遇到了挑战，那就是无法用人类的经验和科学实验推导出来。如果现在还说人类的历史只有几千年，曾经有过伊甸园和诺亚方舟，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上帝在六天里创造出来的，中国人一般很难相信。如果说这些都是一种隐喻，是先哲用以启示人类的，那么在西方原有意义上的宗教就会日渐凋零。二十年来，德国这个西方哲学的王国，天主教堂关闭、出售了将近三分之一，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中国人崇拜以黄帝为代表的先祖，可能也逃不过这个命运，现代的人们也需要事实的检验或者文献的证明。幸亏我们自古神的位置在社会生活里退居到次要地位，历代共同认知的黄帝与《圣经》和《奥义书》上所说的不同，他是人而非神。
我想用下面四项来说明。⒈黄帝的事迹超越了口传历史；⒉有具茨山上种种考古发现文物的佐证；⒊黄帝的遗迹不限于黄陵县和新郑，河北省多地也有黄帝的遗迹；⒋通观历史上对黄帝的记载和叙说，神话少而事实多。
所谓“超越口传历史”，可以从重新阅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赞”开始。这是大家熟知的篇章。我就挑出其中的一些关键词作进一步的思考，也许对论证黄帝事迹超越了口传历史有所裨益。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所谓“称”，就是在司马迁所看到的种种历史文献、各家学说当中，有很多称说到五帝。“尚”，是说在学者们称说五帝时，都把他们作为崇扬的对象。“《尚书》独载尧以来”，即《尚书》中没有提到黄帝。“百家”就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其文不雅驯”说得直白一些相当于今天说的“不正规”，可能里面包含了一些鬼神之说。“荐绅先生难言之”，一些有地位、有学问、有权势的人很难把黄帝的事情说清楚。所谓“帝系姓”指的是黄帝何所从来，一代代传承的谱系。“儒者或不传”，即儒家没有把它讲清楚。这一段说的是司马迁对从文献中所看到的由口传历史变为文献记载所做的分析和判断。然后他说，我曾经迈开双脚去考察，西到甘肃崆峒山，北过涿鹿，东边接近了海边，南到江淮。“至”，这里我打了括号，因为对其解释存在争议。他这里特别强调“长老”，即年岁大并有一定地位的人。“皆”，全称概括，是说遇到的长老都称道黄帝和尧舜所曾经到过的地方，风俗和教化一直跟别处有所不同，也就是古风尚存。总之，他考察到的这些情况以不与“古文”《尚书》所载发生矛盾为可靠（司马迁还看到了古文《尚书》，后来亡佚了，到晋代梅赜又假造了古文《尚书》）。这就是说，司马迁超越了口传，根据古代文献和诸子百家的记载做了实地验证。他接着说：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章”，意谓《春秋》和《国语》发明《五帝德》和《帝系姓》是很明显的。但是只是作《春秋》《国语》的人，以及后代学者没有深入考察；但是他们所记述的黄帝事迹和风教也不虚妄。“不虚”是拿他亲自考察的结果和前面所说的文献记载进行核对的。《尚书》残断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以《尚书》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所丢失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还时时可以见到。在这样一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唯有笃志于学、深入思考、心领神会，才能真正懂得黄帝，当然这是很难与浅尝辄止、孤陋寡闻的人谈论的。他在结尾处说，他按照时间顺序记叙和论述，选择文献和口传中特别“正规”的内容，作成《五帝本纪》，作为《本纪》的第一篇。
这篇“赞”，说明司马迁已经把他之前的种种口传历史超越了，口传、文献、亲验相结合，落到他的著作中，传到今天。换句话说，司马迁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这就和《创世纪》等等对于上帝、摩西、大梵的种种描述之不可考察有着质的差别，跟我刚才说的先验、绝对、唯一，决然不同。
再来谈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参与和支持下，进行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岩画协会联合会于2014年6月在中原地区进行的具茨山岩画类型的微腐蚀断代，最有代表性的结果是E4520，+330/-580年。就是说上限4850年，低至3980年。也就是说在4500年前就有这些凹穴岩画了。而4200年已经到夏朝了，这跟黄帝有什么关系？4500年的凹穴岩画已经是很成熟的岩画。大家知道，在我们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3400年。但是学者判断，到殷墟的时候，甲骨文已经如此的系统，不同期、不同坑里发掘的甲骨文字相通，这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这之前可能有一个漫长的发明、进步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出土的文物还不能够理出一条线。
同理，具茨山类型的岩画距今4500年。在这之前，岩画，包括凿洞技术、图形的排列，一定还有很长时间的酝酿、创作、发展的过程，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根据现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纪，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很有意思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赵德润先生，不久之前参观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时候，发现一个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上面所刻的标记似乎不是文字，而是若干个洞。洞的排列形式跟具茨山的岩画相似，有助于我们推论具茨山人类活动的历史。那就是说，在司马迁先生所记载的，以及通过口传流传至今的黄帝，的确曾经作为一个部落或者作为一个酋长，在具茨山这里长期生活。我们这就可以把黄帝在这里出生的这种传说，基本确定下来。
黄帝遗迹，除了新郑市和黄陵县之外，在甘肃崆峒、河北迁安、逐鹿等地尚有遗存，迁安可能即“东渐于海”处，该地关于黄帝的传说、史料至今尚在。上述这些地方之间距离很远，不是一般个体可以往来的。黄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遗痕，说明是整个部落的迁徙或征战。
还有一个现象，无论在河北还是在甘肃，传说中的黄帝的业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的确也值得学者们深研。传说黄帝那时有车，是什么样的车？有没有辐条？要走到甘肃、迁安，不是“大兵团”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内也是做不到的，可能要经历若干代人的逐渐移动，这样的族群如果没有强大的、有力的领导也是难以想象的。且不管黄帝的业绩有多少是实在的，多少是口传的，至少我们可以相信，黄帝是人，而不是神。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历史传说和其他民族的创世学说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顶礼拜祭的依据。
三
我想提出三个建议。⒈拜祭黄帝应该上升到国家级；⒉拜祭定点在新郑；⒊应该促进拜祭黄帝渐成民俗，甚至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华人社区。现在我逐条叙说。
国祭的意义，除了前面所述之外，想再略作补充。首先，黄帝是中华民族有史可考、建立初具国家架构、传说未断、最古老的历史人物，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一统文化的标记，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里程碑式的符号。
现在全世界人口比二战时翻了一番还多，很多地方的社会正在走向离散化、个体化，也就是缺乏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中国也有这个危险。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要超越自己这一代，一百年、二百年、无数年永远充满活力，单靠经济不行，主要靠文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太抽象，应该有若干标记或符号。在我想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能当此重任：纵向说，历史更悠久的就是黄帝；从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将来拜祭孔子也成为国家大典。这样，国家级拜祭就是三项：黄帝、孔子、千千万万的先烈。祭拜黄帝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祭拜孔子表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拜祭先烈表达子子孙孙要继承、发展民族自强精神。这三祭，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了。
其次，黄帝的德业，“修德振兵、莳艺百谷、抚安万民、披山通道，迎日推策、劳心节用，为历世所称颂。”司马迁提到了发展农业、关心百姓、发展交通、初定历法、勤于谋划，生活从俭。这些都是发展农耕的关键，似乎也是为今天所准备的。
再次，黄帝历来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炎黄”已经近乎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称呼，超越了政治、政党、信仰和意识形态。如果中华民族的哪一个后裔说自己不是炎黄子孙，大家会用一个最大的丑名斥责他：数典忘祖！
又次，实行国家公祭，明共识，立信仰，向全球显示：我们自古崇尚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郑举行国祭，符合国际惯例。在宗教盛行或设有国教的国家，拜祭信仰的对象和仪式分散于各地的教堂和家庭。到了宗教的节日，例如复活节等等，以及由宗教节日演变出来的狂欢节，举国参与；遇到国家大事，就在最高层举行，例如伊斯兰国家和美国的总统宣誓，都要手扶各自的圣经，由大阿訇或大主教监誓。这其实是另一形式的拜祭。我们的拜祭不是为自己的救赎，乃是慎终追远，让民德归厚，和合社会，弘扬传统。救赎是为个人；拜祭黄帝，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对象符号化、标记化，这也是国际惯例。
定点于新郑，有以下缘由。⒈新郑地处中原，中华文化汇聚腾飞之地，象征意义更大。⒉具茨山的背景和佐证，不会择非其地。⒊拜祭古圣出生之地，也是古之常规。⒋除国家祭拜，还可以有省祭、私祭，私祭包括学校祭、团体祭以及黄帝后裔之祭。各种拜祭应有规范的礼仪、形式。拜祭黄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不易明确其礼制。历代拜祭先王的制度可供参考。从汉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郊（偶尔有四郊），到清，特别建了一个“景德崇圣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门内路北），规模宏大，合祀伏羲、神农、黄帝，一直到明太祖，共21位先圣。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参考古代这些陈迹也许有益。《文献通考》记载，“晋元帝崩后”，始有“诸公”“谒陵辞陵”之事。为什么？那些公卿，不是元帝弟兄，就是好朋友，“率情而举也”。到了成帝，就认为这是非礼，于是叫停。《通志》记载，唐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时”，太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认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级别太低，且“威仪有阙”，于是下诏让三公去拜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变成副祭。据《续文献通考》，明代历朝也只派驸马、都尉、勋戚大官在清明、中元、冬至到陵寝行礼。那么，皇帝在哪里祭？在宗庙。而且据史籍，规定宗室、百姓不得参与，所以特别允许宗室和百姓在城门外拜祭先帝和自己这一支的先祖。中国自古就有“私祭”，有制可循，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此，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做好。⒈规范拜祭的礼仪，不废古仪又不悖时代精神；⒉深入研究黄帝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⒊促进立法，法在前，拜在后；⒋普及黄帝文化，也许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新时期文化即将勃然兴起的信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让我们努力，让我们期待。
本文系作者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本刊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浙公网安备3301060201046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