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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而又丰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有力地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让人们有机会对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作出新的审视与发现。纪念活动也把抗战题材创作再次拉到文艺舞台的中心，接受人们的审视、品评和提出新的期待。
是的，长期以来抗战题材创作一直是我国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和新的生长点，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已经家喻户晓并载入史册。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有少数胡编乱造的“神剧”叫人倒胃口，从整体上说来抗战题材创作继续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成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加以总结又可以看出：与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史本身相对照，与当今反对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复活的需要相比，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相比，抗战题材创作还需要继续作出多方面的深度开拓和发现。
其一，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描写和揭露还要填补空白，大力开拓和加强。比如平顶山惨案、潘家峪惨案、日军在旅顺屠城、在山西屠村、在虎头要塞炸坑道、在重庆搞无差别大轰炸、在华北东北搞“三光”和“人圈”（集团部落），文艺创作至今表现得零散而又缺少分量，许多内容根本没有表现。还有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使用化学武器、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用飞机播撒病菌、在占领区大搞文化掠夺和奴役、在台湾省搞“皇民化”的“教育”，至今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这些罪行，甚至连南京大屠杀也不承认。我们的创作有责任去填补这方面的题材空白，已写过的也可以在开拓中写出更有震撼力的作品，完整地再现历史，彻底揭穿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的无耻谎言。
其二，对中国军民抗战历史进程的艺术呈现，也有些还存在内容空白，还有些需要开拓视野，寻找更宏大的历史尺度。比如中共领导的抗战，山西、河北、苏中苏北、淮北写得较多，山东、河南等其他省区相对就写得比较少；东北抗联写得多一点，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写得太少。在时间段上，1941年以前的写得多，1942年以后的相持和1944年以后转入反攻写得太少。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忻州会战、淞沪会战等打得较努力的写得多，中条山之战、豫湘桂千里大溃败则很少写到。另外，对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的汉奸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抗战军民与之战斗，更缺少起码的整体表现。对照时代要求，一是要尽快填补抗战中重大历史进程在艺术呈现上的空白；二是要更加自觉地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历史坐标，更好地表现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更好地表现中共领导的抗战在东方主战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其三，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思维成果，给抗战题材的创作提供新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切入点。比如：
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描写，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入人的生命权利是最基本人权、生命尊严是最高尊严的当代生命伦理学维度，以更全面更深入地揭露和批判日本法西斯践踏人权、屠杀生命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本质。
二、对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取得胜利的书写，要从中外文化对比的高度凸显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从未断裂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深入发掘中共领导的抗战实践为这种最可宝贵的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带来了哪些现实启示。
三、在抗战英雄的形象塑造上，要更自觉地把握信仰是人们精神领域最高主宰、信仰指向永生的这个精神维度，从而更加真实地呈现出视维护民族尊严为人生最高意义的崇高信仰能变成怎样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崇高信仰献身又如何锻造了永远在人们心中闪光的英雄人格。
四、在戏剧冲突的设置和人性深度的追求上，要吸纳用唯物史观研究人性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人性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以更真实地处理戏剧冲突中的偶然与必然，更令人信服地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
五、在对东京大审判的描写和评价上，也要全面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在真实地呈现美国主宰的国际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清算其战争罪行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真实揭示美国政府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主宰审判的强权,拒绝审判日本的细菌战犯，乃至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请到美国去介绍经验，还支持蒋介石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最大罪行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布“无罪释放”。全面地还原历史的艺术呈现，才能给现实提供更深刻的启示：在任何时候，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都只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公平和正义都要靠实力来说话，用斗争来争取。一切以为强权者会主动地与弱势者公平分享正义成果的幻想，都是可笑的。
抗战题材是文艺创作的一个富矿，而且常写常新。在时代要求的呼唤下，有志于此的艺术家们在付出新的创造性劳动后，一定能攀上创作的新高峰，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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