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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仲呈祥：1946年生于沪，长于蜀，求学立业于北京。曾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电视》主编，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艺术研究院院长，兼任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等职。著有《当代文学散论》《艺苑问道》《审美之旅》《“飞天”与“金鸡”的魅力》《大学影视》《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自厚天美》等学术专著20余部，提出了文化功能的“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和“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等文化建设理论主张。
一 自学缘起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上行下效，成都也紧跟着揪出了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我一介小民，虽然连“马、李、沙”三人的尊容都未见过，却因为在《成都晚报》上发表的几十篇豆腐块小杂文在教育界被当成“马、李、沙的小爪牙”揪了出来，几十篇小文章被贴出来冠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供大家批判。我被隔离起来写交待材料。于是容许我在隔离室学毛选或读鲁迅著作。这样，天赐我良机，让我能系统地读《鲁迅全集》。
倘要我对自己作一小传，可曰：生于沪，长于蓉，求学立业于北京。弄过文学，不成气候，改弄电影，又不成气候；再弄电视，仍不成气候；最后进入文联，落得个“下岗职工”。这样写，是符合实际的。1946年8月9日，我生于上海，尚未发蒙，便随母到了成都，直至新时期恢复“高考”后重招研究生的1978年。读高中时，满脑子还是父母给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所以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也未想过此生要从文。但我有一姐一兄一妹一弟，家庭靠父母不高的工资开支，待到姐兄都上了大学，妹读初中弟上小学，我居中正在高中，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现象月月发生。我看到学校收发室的告示板上出现了一位语文老师取报社寄来的稿费单的通知，于是突发奇想，觉得自己也可以给报社投稿挣点稿费来贴补家用，至少每月六元五角的伙食费可以不用再向母亲伸手了。无知者最无畏，我竟真的一发而不可止地把自己看电影、看戏甚至看乒乓球比赛的观感写成小文章，投给《成都晚报》。殊不知，真的被选中了几篇陆续上了报纸。当看到自己幼稚的文字经素不相识的编辑加工斧正后变成铅字占据了报纸的“小豆腐块”时，那种兴奋劲和成就感令我从此与文艺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被毛泽东称为是“形左实右”的年头，我高中毕业，校长在全校大会上都点名表扬我这个能在报上发表文章的学生会头头学文科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但无情的“出身论”却剥夺了我上大学的资格。我当上了教师，从教小学到教中学，直到被调入教育局的教研室工作。我主要教语文，也教过英语。“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上行下效，成都也紧跟着揪出了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我一介小民，虽然连“马、李、沙”三人的尊容都未见过，却因为在《成都晚报》上发表的几十篇豆腐块小杂文在教育界被当成“马、李、沙的小爪牙”揪了出来，几十篇小文章被贴出来冠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供大家批判。我被隔离起来写交待材料。那时，我刚20岁出头呀！所幸，我毕竟查不出太多的劣迹，划不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充其量定了个“暗三类”。而“交待”又早写尽，于是容许我在隔离室学毛选或读鲁迅著作。这样，天赐我良机，让我能系统地读《鲁迅全集》。我本来就极崇拜鲁迅，这段时间，我重点读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且介亭杂文》，还研读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的那点“鲁迅学”的功底，主要是这时奠定的。
“四人帮”覆灭，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都恢复招收“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虽未正式进大学上过本科，但我自信通过自学已具备了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的能力，北京大学殿堂太高，而我母亲又是杭州人，我于是便大胆报考了杭州大学。初试过后，在考生中我的专业和总分都名列前茅，复试时考官问我可知鲁迅关于杭州的诗，我随即应答出《阻郁达夫迁居杭州》，并从“坟坛冷落将军岳”到“风波浩荡逐行吟”逐句解释了鲁迅的用典。三位联合招生的导师之一的郑择魁老师在面试后曾对我明言：“进入复试的四人中你年纪最小，成绩最好。”言下之意，录取当在情理之中。但出人所料的是，我朝思暮盼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并没有到来。
大约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这时省委筹建四川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建文学研究所的省委宣传部的吴野老师是位文艺评论家，他与《成都晚报》的资深编辑邓仪中老师都是我学习文艺评论的恩师。十年浩劫，人才十年断档。用人在即，他们力荐我先调入文学所工作。在时任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卢子贵的鼎力帮助下，我很快调入文学所工作。好事成双，又逢刚复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老师率队于昆明开完全国文学科研规划会后途经成都调研，需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口接待，这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接待陈荒煤老师一行，并把这当成是绝好的求教学习机会。记得，他去新都宝光寺考察，见对联“天下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后知非法法也”很感兴趣，便考问我应如何理解。我答后，又向他推荐了另一副对联“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几多魑魅”。他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报考了“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且考分颇高，便告诉我他和朱寨正在主持国家“六五”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才断档，急需用人，想从报考本届研究生中优选几位青年参加，一边攻读，一边科研。他问我：“鲁迅研究虽然归在现代文学里，但对研究当代文学十分重要。你愿意参加吗？”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很快，他的秘书严平为我办好了进京手续。我结束了蜀中生涯，开始了真正进入学术的北京生涯。因此，是陈荒煤老师导引我真正开始走上了文艺研究的学术道路。
二 步步为营
每日三餐都在公园职工食堂吃，早餐5分钱一个油饼、2分钱一碗棒子面粥、2分钱咸菜，午餐4两米饭2角钱一份肉片炒白菜，晚餐4两馒头一碗蛋汤，我每月工资42.5元，买25元饭菜票、5元邮票（给亲友寄信用）、余下要买书。我自嘲“营养不足空气补（每天清晨公园开门前起床沿湖跑步呼吸新鲜空气），睡眠不足水上养（每天坚持夜深人静在湖里游泳千米在水上养神半小时）。”这样整整苦干了三个多年头，终于拿出了后来于1983年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资料汇总领域里的这一空白。
进京之后，耳目一新，眼界大开。我兴奋地带着八纸箱常用书籍，乘火车由蓉赴京。严平秘书和荒煤老师的司机小安到北京站接我，把我安排到文学所借《人民日报》的彩印车间日坛路6号一间地下室里住下，邻居便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何西来一家。次日，荒煤老师领我拜见了主持《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项目的朱寨老师。朱寨老师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老革命、老专家，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班主任》的评论《从生活出发》，把名不见经传的刘心武推上了中国当代文坛的显赫地位。他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编外弟子，当即交待了两项任务：一是开了一张老所长何其芳先前给他当班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生班的研究生的“必读经典”书单，要我在文学所图书馆逐一借来攻读，不要忙于发表文章；二是认认真真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省级以上出版社和报刊出版发表的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影响的具有一定地位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和理论批评著作，并梳理文艺界大事，编辑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为进而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奠定坚实的基础。于是，谨遵师命，我起早贪黑，如饥似渴地啃书单上的必读经典；又从成都托运来辆自行车，每周安排三天骑车到图书馆，开门即入，闭馆始出，中午就吃从食堂买来带去的两个糖三角，在那里翻卡片，查书目，把《文艺报》从创刊号一直阅到新时期，省级以上的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书目和文艺期刊发表的作品都逐一检阅。为了集中精力，文学所专门在陶然亭公园租了办公房，让我随朱寨老师搬了过去。荒煤老师还再三叮嘱我要珍惜在朱寨老师身边的学习良机，说：“文学所哪个研究生有你这个条件，天天都在导师身边随时可以聆听教诲！”对我的培养，真可谓投入成本不菲。记得，为我租的那间房，日租金9元，而那时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6元，也就是说，我每天要写出1500字，方可抵消租房费。那时的我，一是三十出头，精力旺盛，二是憋足了一股万不可给识我的“伯乐”丢脸的气，每日三餐都在公园职工食堂吃，早餐5分钱一个油饼、2分钱一碗棒子面粥、2分钱咸菜，午餐4两米饭2角钱一份肉片炒白菜，晚餐4两馒头一碗蛋汤，我每月工资42.5元，买25元饭菜票、5元邮票（给亲友寄信用）、余下要买书。我自嘲“营养不足空气补（每天清晨公园开门前起床沿湖跑步呼吸新鲜空气），睡眠不足水上养（每天坚持夜深人静在湖里游泳千米在水上养神半小时）。”这样整整苦干了三个多年头，终于拿出了后来于1983年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中国文艺纪事及主要著作年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资料汇总领域里的这一空白。这是我在朱寨老师指教下迈入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
第二步，朱老开始指导我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逐年逐月收集、通读关于重要文艺活动、事件、思潮、作品、论争的文献资料，如关于“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当作品的主角”的讨论、“肖也牧创作倾向”的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等等。每一专题，文献资料浩繁，朱老都严格要求我认真阅读消化，并学会比较分析。此时，荒煤老师已回文化部复任副部长，这一重点项目全权交给了朱老。他作为主编，亲自设计了全书的章节，并分配我主要承担第一、二、四次文代会的大部分章节。每草就一章节，便呈朱老审阅，他总是把我叫到他房里，耳提面命，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并逐段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手捧恩师的批改，领悟其间的缘由学问，我感慨万端。后来被朱老招至麾下参加这一国家重点项目的，还有湖北大学副校长范际燕教授、《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研究员。朱老很尊重每位成员的劳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每一章节后，特别署上了执笔者。其实，有幸参加《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撰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扎扎实实地完成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老作为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学科带头人，还一直关注着文坛的新作品、新动向，并及时发表重要评论，引领创作健康繁荣。比如，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一发表，朱老读后夜不能寐。他连夜写评论，写一张，递给住在隔壁房的我一张，他写我抄，他再改，我再抄。这篇评论后来见报，影响极大，不仅确立了《人到中年》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且确立了谌容这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也在这终生难忘的抄抄腾腾中，从朱老那里学会并锻造了当代文艺评论的思维能力。我学写的稚嫩的文艺评论篇什集为《当代文学散论》，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与我参与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一起，先后都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奖”。这期间，我还出版了《创作与生活》小书，应约为《文学评论》撰写了评论刚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陈建功的小说创作的论文《他呼唤生活的强者》和为周扬主编的《新文学大系》撰写了评论另一位青年作家叶辛的三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奋进青年的奋进之歌》。两位后来都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我进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步。
第三步，由文学研究转入电影研究。为弄清“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来龙去脉，朱老带着我去访问他在延安鲁艺的学长、那场批判运动的亲历者钟惦棐先生。钟老是当年“武训历史调查”的三人小组（钟老、江青、袁水拍）的组长，其时正患肝病住在右安门的第二传染病院。我们去时，他病重，小便失禁呆坐在床上，当时并未访问成。之后，他病渐愈出院，我于是腿勤数次去西单振兴巷6号他家中求教。一往一来，钟老看上我的记忆力，戏称我为“DDK”（当时流行的录音名牌磁带）。待到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书稿基本完成时，钟老向他的学弟朱老提出了要我去他身边当学术助手的要求。他对朱老说：“你主持的项目基本完成，我的《电影美学》项目正急需人，你就乐于助我这个病人吧！”这样，经文学所领导同意，我便从陶然亭公园搬到了西单振兴巷6号钟老家中。钟老家共五间小房，中间两间打通做他的书房，朝里一间是老两口的卧室，朝外两小间就给我用了。他的四子一女都搬出去了，老大钟里满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央电视台，老二是后来以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成名的钟阿城，老三钟大陆搞摄影，老四钟星座后来成了“星座一人广告公司”的老板，小女钟珊珊也出嫁成家了。那时，钟老是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的首任会长，他于1956年底发表于《文艺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电影的锣鼓》，虽令他罹难被错划为右派劳改了27年，但历史证明他敲响的“锣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因此赢得了中国电影界同人的尊敬与爱戴，成为了电影界的理论权威与美学大家。从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到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老井》，再到吴贻弓、郑洞天、谢飞、胡炳榴、黄健中以及颜学恕、黄建新、陈凯歌、张艺谋等活跃于银幕的导演有了什么新作，都络绎不绝地到钟老家来交流、研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群众解放思想潮流共同着呼吸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深化创作的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中心，实际上就在西单振兴巷6号。作为钟老的学术助手，我在这里一直呆到1987年为他老人家送终。钟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引领我登上电影美学的殿堂。他谆谆告诫我：为学先为人，人品比学术更重要。他姓“马”，笃信马列，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才能无往不胜。他的历史观，植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从陆沉27年劳改生活中细心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展示的历史镜鉴中铸就，因而他品味作品，历史目光极为深邃，总比我们多看几步棋。比如看晋剧《打金枝》，我看见的是皇宫院里皇家驸马公主及皇家间的斗气，而钟老看见的却是一部从中唐到晚唐的形象的衰落史。他的美学观，植根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而不同”到“入世”与“出世”的统一、通民心、接地气，再到以虚代实、营造意象、追求意境，一部《金瓶梅》，在他看来是明末“市民美学的高峰”。我有幸从学于他，受益匪浅。多年的坎坷磨难，毁了他的健康。他抱病攻读经典，每有心得，便用三色笔在书上做出各种批注，要紧处，还习惯在香烟盒纸的背面用铅笔写上一段段感悟，然后将这张张写有妙语感悟的香烟盒纸片用夹子夹在书桌靠墙的一根铁丝上。待到累积了十数张，一篇相对完整的心得已成，便取下来铺陈在书桌上，把我叫过来，他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一张张连缀起来阐述心得体悟，命我花几天整理成文。我总是用文学研究所特制的那种留有三分之一空白的300字一页的大稿纸把整理后的文章腾出工整，呈送他审改。他总是在那三分之一的空白处用铅笔做出许多精彩的修改。我再抄，他再改，往往要反复几遍。老实说，我正是从反复琢磨理解他何以如此修改中，学习他的思想、他的学术、他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的。这是我学习电影美学和电影评论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几年中，在钟老指导下，我协助他整理编辑了他的著作《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电影的锣鼓》。正如钟老在《电影的锣鼓》序中所说：“全书编务由青年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同志一竿子到底，还有上面提到的《电影策》也是如此。”我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治学成果，是后来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研究著作一等奖的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飞天”与“金鸡”的魅力》。
第四步，转入电视艺术领域。从1985年起，我因随钟老上西郊黑山口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广播电视部电视剧艺术委员会阮若琳秘书长主办的创作会议，钟老叫我代他就如何评价电视剧《走向远方》发了言，竟被阮老看中，聘我当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评委和《中国电视》杂志执行主编，开始与电视艺术结缘。1987年3月20日，钟老不幸仙逝，中国电影界失去了领军人物。这时，新组建两年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艾知生部长找我谈话，说电视剧和电视艺术节目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加强管理，要调我到新改名的由他亲自兼主任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工作。至九十年代初，我正式被任命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部党组领导下具体负责一年一度的“飞天奖”评选和主编《中国电视》杂志。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仅每年参评“飞天奖”剧目的时长，大都近千小时甚至逾千小时。作为受命具体负责主持者，我要求自己尽量逐一认真读片，以对创作者和艺术高度尊重，评得上评不上都要对参评者说出个“子曰”。这就耗用了我的大量时间（每天看十小时，每届评奖也曾看三个多月）。我成了大约是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看得最多的人之一。或戏称：影视剧看得越多智商越低。这是我的真情实感。因为毕竟影视剧中大量属于平庸，而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精华的成果，恐怕还是积累在图书馆里历经历史和人民检验过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里，所以，攻读经典，走近大家，自己就会逐渐智商情商一起开发，成为志在高远、情感丰富的大写的人；相反，像我这样大多光阴都与平庸的影视剧打交道，久而久之，自己也难逃平庸的结局。好在，靠着我此前从学朱老弄文学打下的文学评论功底和从学钟老弄电影耳濡目染来的电影美学素养，评奖时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看片，我就黎明即起，晨五点钟趁诸评委尚在梦中，便独自到宾馆大堂的沙发上，用笔记下读片体会和诸评委的高见，为后来真正治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专家学者留下珍贵的资料，这便是在学界颇有点影响的拙著《十评“飞天奖”》和《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的由来。这一时期，我还出版了《中国电视剧研究札记》《艺苑问路》《仲呈祥影视评论二集》《大学影视》等几本小书。
第五步，从事文联工作。历史进入21世纪。适逢中国文联换届，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接见我，要我一边继续兼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一边调任中国文联驻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自此，我走出了单一的文艺门类领域，进入到新的面更广的涉足戏剧、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杂技、曲艺、电影、电视、摄影、民间文艺各个领域的文联工作岗位，具体负责联系研究室。由于工作的磨练，我逐步成了“门门初通，样样不精”的“万金油”式的文艺干部。好在如钱钟书先生所云：“不通一艺勿谈艺”，辩证法讲究寓共性于个性，艺术总是有共性的。我先前在文学、影视领域奠定的基础，令我与各门类艺术家都找到了许多共同语言。本性难移，笔耕不辍，在此期间我着眼于打通各门类艺术，探求统管整个艺术领域的普遍规律，陆续出版了《艺苑问道》《审美之旅》《银屏之旅》等著作。
第六步，“下岗”后的治学生活。2006年，中国文联换届，我退居二线，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召集人和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受聘到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任艺术研究院院长。自此，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轨道上全身心治学，致力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加强文艺评论。我一边在大学里与博士生互教互学，一边致力于在前辈学者于润洋、张道一、靳尚谊、欧阳中石、杨永善先生等所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在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将艺术学由国务院学科目录中的原一级学科升格为门类；呼吁为发挥文艺评论的引领作用，组建打通了各艺术门类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此两项攸关学术大计的呼吁，现均已成为现实。我被推选为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李克强总理亲授聘书聘我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我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这几年，我陆续出版了《文苑问道——我与〈人民日报〉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史》《自厚天美》等著作。
三 还在路上
21世纪人类进入了科学与艺术结缘互补的新时代，科学求真，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艺术求美，为之营造和谐的生态氛围。两者互补生辉。艺术理应以自身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培养造就受众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高雅而不低俗、幽默而不油滑的审美情趣与鉴赏修养，从而为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只有首先“各美其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才能真正“美人之美”，进而把两者交融整合，做到“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
反思六步，步步为营，我战战兢兢地行进在令人汗颜的问学路上。如果说，荒煤、朱寨、吴野老师带我进入文学殿堂；那么，钟老则引我领悟电影美学指向高远精神境界的奥秘；而王元化先生就是教我懂得“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哲理导师。梳理近40年来自己的蹒跚问学，主要学术观点是——
1.力倡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文化旨在化人而非一味化钱，艺术旨在养心而非一味养眼，更不能花眼乱心；文化建设重在引领不能消极迎合，“要把满足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适应是为了征服”；文化创造者贵在文化自觉而万勿盲目，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然后再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相反，急功近利地逼文化化钱，让艺术止于养眼甚至花眼乱心，不惜牺牲人的素质和理想，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势必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吃光、花光、消费光的，是背离科学发展观宗旨的。
2.提出“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21世纪人类进入了科学与艺术结缘互补的新时代，科学求真，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艺术求美，为之营造和谐的生态氛围。两者互补生辉。艺术理应以自身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培养造就受众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高雅而不低俗、幽默而不油滑的审美情趣与鉴赏修养，从而为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民族艺术犹如一座宝塔，塔座作品愈包容则愈厚实坚固，塔身作品则按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的不同有序地拾级而上，塔尖作品则应为那些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确能代表民族审美思维最高水平的经典。此序决不可颠倒。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群体性的审美鉴赏修养，正是靠这些塔尖经典作品为灯塔来引领精神航程的。
3.建议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不科学提法。这是一个在文艺界流行和实践了近30年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提法。这个提法，在理论思维上逻辑混乱，错把逻辑起点为作品自身品格本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概念思想性和艺术性，与逻辑起点为观众接受效应本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观赏性，置于同一范畴下判断，说“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就犹如说“男人女人农民三统一”一样逻辑混乱，给人造成符合逻辑的推论：似乎存在一种不讲艺术性的观赏性需要贴加上去，而顺理成章地这种不讲艺术性的观赏性正是凶杀、打斗、床上戏等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亦即误把低俗当通俗、把欲望当希望、把单纯的感官享受当精神美感；惟其如此，在实践效果上已证明正因为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造成创作实践上的谬以千里，成为了娱乐化、低俗化泛滥的重要理论根源。
4.主张文艺批评要坚持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所谓“美学的”标准，即考量作品承载内容的形式达到的审美化程度；所谓“历史的”标准，即考量作品所反映出的作家艺术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美学的”必然是“艺术的”，而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所以“历史的”也当然涵盖着“人民的”。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五花八门的批评标准都可以研究借鉴，但必须是“见好才拿，拿来就化”，决不能生吞活剥、东施效颦。只有首先“各美其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才能真正“美人之美”，进而把两者交融整合，做到“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那种悖离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的“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的批评标准，必须坚决反对。
5.提倡高等院校应当成为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应当成为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不仅应着意久远，为国家培养输送一流的高端艺术人才，而且应当承担引领社会风尚的神圣使命。高等艺术教育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师生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理想信仰，必须把适应多样化的时代需求与提高师生学养、素养、修养结合起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要摒弃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方式，而代之以执其两端、把握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方式，真正在艺术教育和研究领域里践行科学发展观。
6.呼吁加强科学的文艺批评，批评贵在实事求是。批评家一要善操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枪法，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秉持科学的判断力，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二要锻造理论的定力，万勿随波逐流，今日说东，明日曰西，左右摇摆，本身就不是东西；三才能真正靠判断力和理论定力赢得追求真理的战斗力。
7.改编文学名著是提升影视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人类文艺发展历史而言，艺术先于文学，文学乃人类语言的艺术，而早在人类尚无语言时便已产生了如岩画之类的艺术；但当代繁花似锦的各类艺术，恐怕都离不开文学为基础。完全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是不存在的，影视改编者忠实的，说到底只是改编者对文学原著的理解。因为文学思维与影视艺术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前者以文字语言为载体，往往假定时间，形成叙事链条，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激发读者产生一种对应的相对丰富的空间联想来完成鉴赏；后者以视听语言为载体，往往假定空间，形成叙事链条，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官，激发观众产生一种对应简单的时间联想来完成鉴赏。所以，改编者的视听思维不可能与原著者的文学思维完全重合。改编者须吃透原著的精神指向、美学风格、审美个性，将原著靠文学思维搭建的小说的艺术的山消化掉、粉碎掉，留下一堆闪烁着原著精神与艺术精灵的创作元素，然后遵循影视艺术思维的独特规律重新搭建一座影视艺术之山。
8.珍视经典，敬畏经典。民族经典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经典也可改编并通过改编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但改编须遵从经典的价值取向、人物关系、艺术风格顺势方向加以丰富、深化、发展，而不能逆势方向加以解构乃至颠覆。顺势与逆势，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对待经典的改编观。前者积极地传承和发展了民族经典，使民族艺术更加生机勃勃地自立于人类先进文明之林；后者却无异于拆卸了民族艺术大厦的根根支柱，使民族艺术不能自立于人类先进文明之林。
9.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可以有产业，但不能产业化，因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产业化势必导致资本生产即市场运作，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精辟论断：“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来说，如艺术、诗歌相敌对。”如是，唯票房、唯收视、唯点击率便顺理成章。如英国提出的“文化创意”，原意重在“意”，即文化化人之意，但传到中国被变成“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变成了“创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人类的只可触摸、靠心传口授（如民间剪纸，靠作者把一张红纸横竖几折，以一把剪刀巧妙地几剪，展开便成为一副艺术品，这无法用文字语言记述传承，而只能口传心授）的文化生产流程的主张，在中国被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被加上“产业化”，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将精美的剪纸艺术品拿到电脑上批量复制，再摆到旅游点卖钱的现象，毁掉了原本要保护的文化生产流程，与初衷相悖。
回望一生，年近古稀，不少的黄金时间都用在了行政工作上，问学路上成效甚微，甚为惶恐，但也不以为憾，因为行政工作也是需要人去做的，每念及此，鞭策自己抓紧夕阳时光活到老而学到老，问学路上生命不息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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