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昭柱：中华美学精神光芒万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学习贯彻这个新论断新要求，对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为重要。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曾批评有的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吃迷信洋人、民族虚无主义的亏，我们党在历史上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必须总结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也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使之与全民族共同的美学情感、追求和理想息息相通、共鸣共振。

　　一、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不懈地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在今天，中国最根本的真是社会主义能够强中国的真理和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最大的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最高的美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奇迹，而它们统一于13亿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

　　一个民族的美学精神，就是全民族共同的美学情感的燃烧点、美学追求的总趋向和美学理想的深层内核。而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美学精神，集中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力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追求。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理念，就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诚然，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例如可以说，它也是古希腊美学的核心理念。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中华美学和古希腊美学对真善美的理解难免各有特点，对真善美统一基础的认识也不相一致，其美学精神及影响就判然有别。

　　中华春秋战国美学与古希腊美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建立夏王朝，又历经殷商、西周，自公元前770年进入天子权力式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于公元前800年接续爱琴文明而兴起，不久即进入兴盛时期。中华美学大致以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为标志，西方美学大致以古希腊鼎盛于公元前523年的毕达哥拉斯为标志，几乎同时臻于成熟，都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精神旨归却大异其趣。

　　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他对所歌各国风雅颂几乎都加赞“美” ，对其善却评价不一，还根据各国诗乐预言其国运兴衰，表现了真善美相区别又相联系、追求真善美统一于现实社会的思想。儒家特别重视美和善的区别和联系，孔子赞赏“尽善尽美” 、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 、荀子认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他们都主张真善美统一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家的老子似乎把真善美都否定了，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 ，其实并非否定道德和智慧，而是主张以愚民治国，所谓“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他倡言“上善若水” ，就是一种道德观和美善统一观，又是一种以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和谋略。他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也并非真的否定美，或认为真善美无法统一，而是尖锐批判当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美与真、美与善脱离甚至背离的现象，其真实目的不正是要发展真善美吗？所以刘勰指出：“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 ”可见春秋战国诸子是一些在社会纷乱中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尊德重民的思想家，追求真善美统一于现实世界。他们相信“夫民，神之主也” ，将国运不系于神而系于德，以美德之政使民众归心。后世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李渔所谓传奇三美“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 ，顾炎武所谓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都是这种传统的弘扬。

　　古希腊人则把哲学和科学看作同一个范畴，其美学大家几乎都是职业哲学家和科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学派，在数学上取得了诸如发现勾股定理、黄金分割律等成就，美也被归结为数的和谐与比例。他进而将数神秘化，斥可见的世界为虚幻，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真善美统一于神秘的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述说：“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 ”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认为尘世的美只是对上界真正的美的摹本，只有少数灵魂不曾习染尘世罪恶的人能在迷狂状态中回忆起上界真正的美。真善美就统一于神秘的理念和上界。后来罗马的普洛丁明确讲，真实就是美，善在美的后面，“神才是美的来源” 。奥古斯丁则把柏拉图主义改造成为基督教的哲学论证，服务于神学教义。

　　中华春秋战国诸子还对殷周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系列美学范畴如文与质、礼与乐、和与同等，加以丰富和发展，对真善美统一进行了多层面的阐释和多样化的表达。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就侧重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层面阐释了真善美的统一。后世画论的形神兼备、文论的文道统一、乐论的声情并茂等，都是这种文质统一观的传承。因而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形式主义美学很少居于主导地位。

　　古希腊美学在把神当作真善美的本原、把尘世的美斥为虚幻的同时，又为后世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埋下了种子。中世纪末期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就说，“每一个事物凭它所特有的形式就是善的和美的” ，“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 。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博克认为“美的外形很有灵效地引起某种程度的爱” 。德国古典哲学大家康德则提出“自由美” ，它“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而“单纯依形式而判断” 。

　　古希腊延续约650年就灭亡了，但古希腊美学提出的真善美统一的思想成为西方美学的重要传统，直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出来才遭到了颠覆。而中华文明则是世界唯一延续至今并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先秦美学提出的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在后世持续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使之升华到一个新阶段。在今天，中国最根本的真是社会主义能够强中国的真理和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最大的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最高的美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奇迹，而它们统一于13亿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

　　二、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色是崇尚崇高之美

　　◎至高无上的天地有崇高之美，万民景仰的黄帝尧舜也有崇高之美，因为这些圣人的道德境界如天之无所不覆、地之无所不载一样伟大高尚。而“人皆可以为尧舜” ，所以，对崇高之美的推崇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普遍要求和突出特色。

　　中华民族对崇高很早就心怀敬仰。《诗经·大雅》吟咏“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是对大自然的崇高的礼赞。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竞相建筑宏伟而精美的台榭，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 。崇高在春秋末期被表述为“大” ，含义也更加深广。季札观乐时称赞《韶》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孔子也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

　　战国时期，孟子进一步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庄子则说尧舜在一起讨论过“美”和“大” ，并概括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就是说, “大”也是美,一种高层次的美。庄子进而提出“大美” ，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大”和“大美”都指崇高之美。至高无上的天地有崇高之美，万民景仰的黄帝尧舜也有崇高之美，因为这些圣人的道德境界如天之无所不覆、地之无所不载一样伟大高尚。而“人皆可以为尧舜” ，所以，对崇高之美的推崇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普遍要求和突出特色。

　　（一）崇尚崇高之美，造就中华美学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独特气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过：“美要倚靠体积与安排” ，“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千里长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然而，《庄子·逍遥游》却描述：北冥有鲲，化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庄子又说鲲鹏虽然大、飞得也很高，但还不符合他的理想，因为鲲鹏背负青天需要凭借厚达九万里的风。庄子要达到的“逍遥游” ，是要顺着天地的本性，驾驭自然六气的变化，自由地遨游于无限的时空，而无需任何依赖。

　　亚里士多德以有限的视野直观具体事物的美，庄子则以天地为对象，自由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不仅把握“天地之大美” ，而且修为自身的大美。这与孔子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谓异曲同工。所以，中华美学的崇高之美关键不在对象外在的体积与安排，而在“天地大美”与“万物成理”相互映发的大境界。把握这种大境界，需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大视野大自由，需要熔感觉和想象、认知和体验于一炉的大智慧大襟怀，最终获得心灵体悟的丰收和自身修为的提升：这正是崇高之美的魅力所在。

　　“天地之大美”既是对大自然崇高之美的总括，也指明崇尚大自然崇高之美所要体悟和获取的两种高尚品质和精神力量，亦即《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概括天之“大美”在于天的运行刚强劲健、永不止息，君子应加以效法，始终志存高远、奋发进取。中华美学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中，“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到处发现着“天行健”崇高之美丰富多样的表现，获取着自励、励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面对奔流不息的江水，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激励人们珍惜时光，努力进取。面临老之将至，立志统一大业的曹操发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唱。遭遇政治挫折的李白，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无论境遇逆顺，都始终志存高远；无惧征途艰险，都始终一往无前：这正是“天行健”赋予中华民族“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乐观自信的大气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排山倒海的大力量。中华美学的这种精神气质，不仅使中华文化在发展中高峰迭起、长盛不衰，而且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倒、千锤百炼更坚强。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概括了大地崇高之美在于它厚实和顺、广阔无垠、容载万物，君子应当由此体悟和培养宽厚的美德和恢宏的气度，勇于开放和乐于包容。这种大境界有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大草原的广阔无垠，有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大沙漠的雄浑壮阔，有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那大山脉的雄壮奇伟。大地崇高之美的大境界培育了中华民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视野，乐于包容万物、不断增厚美德的大襟怀。

　　所以，中华民族能够在东汉接纳外来的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也在汉唐时期先后进入中国。汉代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陆上丝绸之路，沟通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唐朝派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学习佛经、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经；佛教逐渐吸纳儒家、道家思想而在中国本土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明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谱写了不畏艰险、跨越重洋、和平交往的英雄史诗，开辟了远至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

　　（二）崇尚崇高之美，培育中华美学精神爱国爱民的独特风骨。

　　中华美学认为“天地有大美” ，人的社会实践也有“大美” ，重民爱民和爱国主义就是人的崇高之美的核心。古人很早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成为诸子共识。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孔子提倡“泛爱众而亲仁” ；墨子主张“兼爱” ；孟子强调“仁者爱人” ，等等。诚然，他们对民的重视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从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所以老子和孔子都明确表达过愚民的思想，这是他们的局限。但是，把对人民的态度与社会安宁、国家命运相联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重民爱民和爱国主义因此成为社会的崇高之美。

　　这种崇高之美，首先体现在以民为本的天下观及人生态度上。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非常了不起。孟子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还对齐宣王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孔、孟这种胸怀和作为，就是崇高的。“天下为公” ，后来成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和清末孙中山批判封建制度的武器，对今天反腐倡廉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成为中国文人代代相传的高尚情操；关心民瘼、忧国忧民成为中国文艺的一个崇高主题。杜甫的“三吏” 、“三别” ，被世人誉为“诗史” ，他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传诵千古。

　　这种崇高之美，还体现在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公私观及高尚德操上。《尚书·周官》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即要公忠为国，民众才会心悦诚服。 《左传》又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 ，即有利于国家的事，知道了就要尽心尽力去做。春秋战国诸子大都把为国为民视为公，要求“致忠而公” 、“公而忘私” 。也有把“公”表述为“义”的，如墨子说“义，志以天下为芬” ，认为义就是立志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分内的事。

　　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的美学命题。那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一股正气，是“配义与道” 、“集义所生” 、发自内心的一种志气。养成这种正气、志气，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骨气坚守自己的气节和信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中华美学崇尚崇高之美所激发的极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杀害前曾留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对崇高之美的崇尚，就这样使中华民族公忠公勇的高尚德操代代相传，无数志士仁人的铮铮铁骨和坚贞气节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诠释和培育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精神风骨。

　　三、中华美学精神的品格是辩证地推动真善美不断发展

　　◎正是在真善美与时俱进的发展中，中华美学精神因鲁迅精神、延安精神等的辉耀而更加神采奕奕，因鼓舞13亿中国人民创造艳惊世界的具有历史新质的真善美而更加光芒万丈。

　　中华美学把发展理解为真善美自身的本性，尊重真善美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努力运用辩证的方法推动真善美的发展。

　　（一）以和合之道促进真善美发展。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即不同的东西彼此相和才能生出新的事物，若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就不再发展了。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华美学正是以这种和合之道来促进真善美的发展：肯定美的存在的多样性，到处发现着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和心灵的美，而它们并行不悖、相映增辉。承认不同事物相生相成，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因而对于真善美的探索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态度和见解，道家可以强调“道法自然” 、“清静无为”而偏重“出世” ，儒家可以强调以“仁”为本、“修齐治平”而积极“入世” 。这种包容使诸子百家及后世学子得以博采众长、融通创新，如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就在儒家观念基础上对道家思想有所吸收，对中国文人的人生态度和心胸襟怀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倡艺术美创造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风格流派和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两大艺术潮流，从《诗经》和《楚辞》发端，到唐代李白和杜甫，到宋词“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婉约派和“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的豪放派，到明清小说《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和《西游记》《聊斋志异》 ，都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二）在战胜假恶丑的进程中发展真善美。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美丑在比较中得以显现，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转化。事实上，中华美学史贯穿着克服假恶丑、发展真善美的主张和实践。如六朝绮艳之风，它讲求对仗、声律，但视野狭小、情思萎弱、片面追求形式美。这种风气到初唐仍然影响巨大，成为文学健康发展的障碍。在唐朝建立的第一个30年，连唐太宗君臣都站出来反对浮靡文风；到第二个30年，有初唐“四杰”出来批判仍然盛行的绮艳诗风；第三个30年，又有陈子昂等人出来批判绮靡诗风。但直到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等才开创了一个风骨声律兼备的崭新局面，在诗坛彻底扫除绮靡之风，使唐诗登上了艺术巅峰。又经过安史之乱，韩愈、柳宗元等兴起“古文运动” ，文起八代之衰，创造出一种畅达明朗、便于“明道”又实用的新型散文，才结束了脱离生活、僵化死板、华而不实的骈文对文坛的长期统治。

　　（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动真善美发展。

　　《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德。 ”所以要“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中华美学认为真善美也是发展的，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推动。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就是由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小说构成的与时俱进、奇峰迭起的艺术美发展史吗？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今天，中国的文艺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谱写出新的光辉篇章。正是在真善美与时俱进的发展中，中华美学精神因鲁迅精神、延安精神等的辉耀而更加神采奕奕，因鼓舞13亿中国人民创造艳惊世界的具有历史新质的真善美而更加光芒万丈。我们坚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一定能更加切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使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力量代代相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