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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斌杰出身于中医世家，曾就读于齐鲁大学，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已是颇有文名的诗人，以楚子为笔名创作的诗歌，颇受称赞。
虽然褚先生上大学的时候年龄很小，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早已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著有《白居易评传》，当时尚不满20周岁。该书后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多次印行，如今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54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
褚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涉及领域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神话学等，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又贯通古今，博闻强识，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53年至1956年，褚先生先后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重要报刊发表有关《诗经》、屈原及楚辞、白居易《长恨歌》、李清照、《三国演义》、鲁迅、美学等研究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谈三国演义》《白居易生平和创作》《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论李清照及其创作》等。其中，关于重视古代美学理论著作的观点，体现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1956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后来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种文字，由外文出版社、日本高松大学出版社等出版。
1958年，褚先生转入中华书局工作，曾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他前后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如参与标点二十四史，为各种古籍注本做责任编辑等，并撰有《“毋友不如己者”辩》《尚书引义前言》《周易外传前言》等论文，其中关于《尚书》《周易》的这两篇序文，对《尚书》《周易》的内容及王夫之《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全面的论述。另外，《略论儒、儒学和儒教》一文，对儒、儒家、儒教的字义、形成、特质等问题有精辟论述，而由他主编的《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一书之序言《儒家经典的特质与构成》，对儒家经典的形成，“五经”与“十三经”的发展演变轨迹，有详尽的考察。
1978年，褚先生重新回北京大学执教，并长期担任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先秦秦汉文学)课程和中国古代文体概述课程的主讲教师。他为人和善可亲，特别注重培养人才、奖掖后进。褚先生1956级北大学生、已故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彭庆生曾赞美恩师的道德文章让弟子们深为敬佩。而褚先生却说：“我哪有什么道德文章呀，我只有四个字：与人为善。”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退休，褚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学者，这些学者涵盖老中青三代，遍布世界各地。彭庆生曾回忆说：“褚先生有学问，有才华，有名气，有风度，更有人缘，唯独没有架子……在当年文史楼的走廊上，在图书馆、大饭厅和哲学楼外的马路上，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围着褚先生，亲切地交谈。褚先生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
【 贰 】
褚先生一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1955年，他作为游国恩先生的助教，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作品选，1978年重新回北京大学执教后，也一直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因此，重视先秦两汉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是褚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1983年，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出版，此后，他又不断对这本书加以修订、补充。这本书因为内容丰富全面，又能提纲挈领，被认为是最适宜教学用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教材，所以多次再版，流传颇广。
《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有清晰的文学史发展线索、深入细致的理论阐述、兼收并蓄的融合能力和不落窠臼的创新论点，并在生动活泼、典雅流畅的叙述语言外，还加入了大量注释。全书结构严谨、重点突出、资料翔实，浸透着褚先生多年的研究心得：如在对先秦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的研究中，他揭示了“士”的阶层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散文发达的联系;在对《诗经》风格的研究中，他把自然古朴的特点与《诗经》产生在周民族生活区域的地缘关系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北方民族缘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审美偏好，而这一点，在过去仅仅是在研究六朝乐府这个产生在两个对立区域的民歌时才为大家所注意。褚先生还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阐述，指出中国古代神话和楚辞皆具有悲剧主题，汉赋作家的忧患感是在炎汉极盛时写出“劝百讽一”之作的根源。
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意图在世纪交替之际，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有一个集大成的总结。褚先生担任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是该套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册，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近40万字篇幅，到今天，也仍然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内容最全面完整的先秦文学史著作。
《先秦文学史》以历史主义的视野，克服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以西方近代文学观念选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弊端，研究视野不仅仅限于诗歌、小说、戏剧，对先秦时代存有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梳理，并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忽视的著作如《穆天子传》《逸周书》《公羊传》《榖梁传》《汲冢琐语》《竹书纪年》《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以及出土文献、黄老帛书等著作都有涉及，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文学观念本位的立场。如对宋玉赋的论述，吸收了最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还原了宋玉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充分体现了文学史把握学术前沿性的历史使命，有很强的学术特点。
褚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即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并且引领学术研究风气的论文，其中包含有对于先秦两汉文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些论文后来多收入2004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论》，如《秦代散文家李斯传论》《论赋体的起源》《汉代诗歌的发展与流变》《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司马迁的漫游与史记的写作》等。在《论赋体的起源》中，褚先生认为赋体虽然与诗骚有关，但是它的直接源头却应该是来自民间的“隐语”，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了解赋文体与《诗经》《楚辞》的差异，并探寻其真正源头，有指导意义。《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与艺术探微》对《高唐赋》《神女赋》的写作背景、主题，以及宋玉赋及其艺术特点和历史地位，都有非常充分而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始重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而高教部公布的由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也把中国古代神话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褚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出版于1955年，该书指出了中国古代神话发生、发展的轨迹，并把古代神话分为自然神、英雄神、异人异物三类故事，其中异人异物一类故事，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如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褚先生的分类，为这种神话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在《古典新论》中，收有褚先生所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一文，提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许多作品，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无疑有参考价值。
褚先生在1978年后撰写的许多文章，也都与先秦两汉文学史密切相关，其中不少文章，正是为指导全国电大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工作而写，如《司马迁的游踪与史记》《开浩荡之奇言——谈庄子〈逍遥游〉》《〈李将军列传〉解析》《李斯传》《从逍遥游看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简叙“风”“骚”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举要》《说〈庄子〉寓言的特色》《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文章，都从某一个方面，对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有推动作用。
褚先生还有部分著作，如《两汉诗传》《中国古代文学讲义》《中国古代文学指要》《古代文学实用图表》等，都是配合文学史，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阅读参考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叁 】
褚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体的把握，这是他研究的又一特点。作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是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形态学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对中国古代存在过的各种文体，如二言诗、四言诗、楚辞、赋、乐府诗、古体诗、骈体文、律诗、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杂句诗、杂体诗、杂名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词、曲、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箴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牍文、笔记文、语录文、八股文、连珠文等数十种重要文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原始以表末，从上古文体的发生说起，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在充分继承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等前贤有关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学术的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形态进行了科学的分类，详细探讨了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衰落的轨迹及其不同特点。如对赋文学、骈体文的起源及流别、特点和地位，以及近体诗的形成、中国散文的类别和流变等，都以大量的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看法。书中所涉及的诸多文体，自产生至今，甚至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更别说系统地研究了。褚先生的研究，不但选择的文体有广度，而且考辨源流有深度，对当代文体学研究，甚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史，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实际上，褚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有文体研究的影子，如1980年至1998年间发表的《中国文体史话》系列论文、《中国古代文体概观》系列论文，以及《中国文体概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古代文体简论——赋》《汉乐府民歌对诗体发展的贡献》《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论建安时代的辞赋观与辞赋创作》《书牍源流浅谈》《略述中国古代的笔记文》等，都立足于探讨文体本身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文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些文章，构成了褚先生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褚先生还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学》，该书的内容以《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为基础。褚先生还撰有《中国古代文体辞典》，生前尚未刊印。他还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续编，主要针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等文体，并已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立项。可惜，褚先生忽然罹病，这些工作未及完成。
褚斌杰先生是20世纪重要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专家。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长达50余年，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2006年11月1日，褚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周岁。2008年4月14日葬于北京凤凰山陵园，墓碑后刻有他生前自撰的墓志铭：“他读过文学，也学过哲学。写过一些文章，评论过许多过往的名人，但进入晚年后思之，一直未弄清的是人生。他生活过，感动过，快乐过，悲痛过，感谢过，嫉恨过……反观之，应该说自己已是个十分幸运的人了。那么，也就可以足以自慰而安息了吧!”
作者：方铭，1964年生，甘肃庆阳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研究。著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等。
立足于学术史的《诗经》与《楚辞》研究
立足于学术史的高度，文献梳理与理论阐述结合，是褚斌杰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中。
褚先生的《诗经》与《楚辞》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等，都是1953年至1956年前后发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古典新论》中收有《〈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论〈诗经〉赋比兴的“赋”》《崇高、悲壮、奇丽——论屈原〈离骚〉》《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百年屈学》等，这些论文，站在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诗经》《楚辞》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学史、楚辞学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
如在《〈诗经〉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褚先生指出，《诗经》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意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是一部古文化的百科全书，诸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生产、风土礼俗以及天文历法等，几乎无所不包，是研究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的渊薮。这一认识，改变了20世纪学术界多把《诗经》仅仅看作是一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看法，还原了《诗经》作为六经之一的经学价值。《〈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一文，通过对《诗经》的研究，认为《诗经》体现了周代天命观的确立、发展、变化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周代天命观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二是周代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始终存在其对立面。《论〈诗经〉赋比兴的“赋”》一文认为，《诗经》的赋也是一种丰富的表现手法，重视比兴、轻视赋的表现手法的认识是不对的。《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一文认为，《九歌》与夏后启《九歌》是有联系的，而《国殇》和“乱词”是后人所加。《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认为东皇太一神是楚国的保护神，随着楚国的灭亡，就消失了。这些结论，都是非常有创见的观点。这些论文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学术史深度，文字简洁、活泼、生动，深入而浅出，条理清晰，可读性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诗经全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楚辞要论》是褚先生众多《诗经》《楚辞》研究著作的代表作品。《诗经全注》在继承中国古代《诗经》研究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各篇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兼采众长，而又能拨乱反正，不断提出高明的见解。《楚辞要论》则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是褚先生多年研究《楚辞》的结晶，继承游国恩博大精深、谨严求实的风格，又有感受敏锐、善于宏观把握的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立论公允而深刻，注释简洁而精到。其中《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一文，对屈原的身世、经历、作品、情感的辨析、理解，细致入微。对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的注释与评述，广泛征引前人时贤注解，力求客观辩证，同时，又能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解读其美学意义。
褚先生的《诗经与楚辞》《诗经与楚辞导读》等书，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的第一部，虽然是为了方便《诗经》《楚辞》的教学工作而撰写，但其中贯穿了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心得，也是重要的《诗经》与《楚辞》研究著作。褚先生还整理了戴震的《屈原赋注》，并由中华书局在1999年出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库《屈原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方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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