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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与大足，这两个相距两千多公里的地方，都拥有着见证我国历史上宗教文化艺术繁荣的伟大遗产。它们一北一南，或者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却又彼此息息相关，枝脉相连。敦煌，汇集了中国古代东西方多种文化，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大足则展现了佛教进入中国内陆后与本土宗教、文化的融合，以及这种文化融合所产生的独特艺术精华，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最后丰碑。
大足石刻所表现的题材、图像来源、艺术风格，虽然有其独特的韵味，但与敦煌石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其产生伊始，便已经根深蒂固。北山石刻由唐代韦君靖出资始建。一千多年前，他在北方难民中招募颇有造诣的画师工匠，首开北山石刻艺术的先河。这位陕西籍将军的盛举，带动了大足地区佛教文化艺术的繁荣，也使得大足石刻出现了毗沙门天王这类产生于西域边疆的题材，以及各类观音像。这些唐代造像，对于大足石刻艺术的题材、样式和艺术风格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足石刻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一边形成自己独有的地域特色，一边传承最初源自敦煌石窟的艺术风格。我们在研究和保护大足石刻的过程中，看到了它们的生命历程，听到了它们的精神自白。
在今年6月13日第十个“文化遗产日”主会场上，宝顶山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举行了隆重的竣工仪式。千手观音可以说是我们在大足石刻中最熟悉的一尊造像了。千手观音的图像，就清晰地体现着大足石刻与敦煌石窟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现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像最丰富、最系统、最精彩的珍藏地。据敦煌研究院的调查统计，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37个，共绘有40余幅。其中盛唐和中唐绘制少，流行度低；晚唐至宋代绘制最多，流行甚广。除敦煌外，另一座保存着大量千手观音造像的石窟就是大足石刻了。大足石刻五万余尊造像中有近20尊千手观音造像，而宝顶山的千手观音是国内型体最大、表现最详细的石刻造像，在川渝地区甚至全国堪称绝无仅有。目前，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晚唐之后，佛教密宗是如何进入川渝地区的，以及大足石刻造像粉本的来源。我想，如果要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思路和进展，那么大足与敦煌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大足石刻未来的科学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项目期间，工作组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可观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并得到了国内文博界的高度关注。虽然该项目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工作和研究，应该趁势而上，继续深入。
谈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敦煌石窟在壁画保护方面的成就领先全国乃至国际领域。近些年来，大足有关南方红砂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国内南方地区极具代表性。相比较而言，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和保护开始时间早，长期与国内外各类科研机构、院校、保护组织保持着不间断、多层次的合作，在石窟艺术考古、保护技术应用和展示利用拓展等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领先于其他文博单位。在这方面，大足石刻应汲取敦煌的经验。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下，应把握机遇，谋求合作共赢。一是要深入扎实地做好自己巨大存量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大足石刻的题材，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因此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各类信息资料，对进一步梳理、完善大足石刻的历史文化脉络将大有帮助。二是要努力整合各路优质资源，实现协同创新发展。可以借助大专院校的研究力量，开展有关历史、艺术、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研究。三是应注重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大足石刻的图像、文字、档案进行记录、整理。在这方面，我认为除了数字图像的记录，人工临摹绘本图像学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在一笔一画临摹的过程中，更有机会发现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成为推进研究、甚至颠覆前人研究的关键点。在这方面敦煌石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敦煌研究院也是这项研究最大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整合各种社会研究力量，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的前提下，经过不懈努力，大足石刻最终可以与敦煌石窟同放异彩，南北齐名，成为世界石窟石刻研究领域里重要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信息资源库，成为促进大足学研究迅速发展和地方文化事业进步的源动力。同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协同发展、合作共赢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我们知道，川渝地区石窟及石刻保护重大专项正在争取纳入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十三五”规划中，拟对39处国保级石窟保护单位开展系统调查研究和保护展示规划。作为川渝地区体量最大、最集中、最重要的石刻和文物保护单位，大足石刻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项研究计划的顺利开展和完成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期待，从“大足与敦煌对话”中，能获得新的启示，在大足石刻研究方面开拓更好的合作关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取得更具价值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使石刻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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